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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推重“讀書須先認字”。在古人眼里，認字非僅是知曉字詞讀音，明晰字義詞義，更要緊的是牽連背后的文化故實，以期對每個字詞的衍變遷移有著切實精當?shù)耐ūP了解。由此才談得上疏通文句，連貫文義，見邇知遠。平心而論，今日的我們在這點上距古人遠矣。究其因，歷來的語文教育多止步于對字詞作最簡單淺表的講解，囫圇粗糙，學生了解的不過是漢語復雜語意中最平常粗鄙的意項，至于其富有原型意味的淵古本意，連及豐饒富美的衍伸義，并因漢語語法特性造成的文字間組合連綴的跌宕美感，我們概不留意。
好在世間自有有心人。臺灣作家張大春近年執(zhí)意重新學習“認字”，推出一冊散文小品——《認得幾個字》。通過與小兒女一道學習、辨認原本看似熟悉的字詞，他發(fā)覺自己未必真正知曉和懂得這些字詞背后的故事和所含藏的豐富文化，慨嘆“窮盡人之一生，恐怕未必有機會完完整整地將聽過、說過、讀過、寫過幾千萬次的某個字認識透徹”。有太多的字詞如同最熟悉的陌生人，叫得出名字卻不知道底細。
譬如古人稱呼自己的太太為“拙荊”，這個就字面而言可能會惹女權主義者不悅的字眼，其實隱約透著一股子“媽媽的味道”�！扒G”之為妻稱，大約自“荊釵布裙”而來，始于六朝，后在宋人語言環(huán)境中才告成型；再如，《紅樓夢》中提到的“公分當鋪”一詞中的“公分”，非指經(jīng)營體制上的公有制，而是“自詡能與顧客利益均沾之意”；又或者，某散文家從字面上拆解“致仕”二字，拼湊成“做官”或“求官”之意，卻不明白詞中的“致”本義為“歸還”，“致仕”，是“把權柄、祿位歸還給君王”的意思。像這樣的望文生義，在在多有，是一時疏懶抑或是不加措意，還是我們根本將識字這件事想得太過簡單？許是“覺得自己已經(jīng)脫離了‘某一個階段’或‘某些個階段’……認字這個活動應該已經(jīng)輪到兒孫輩的人去從事、去努力了”，可往往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心智開始萎縮，我們的語言趨于乏味，我們被口頭禪包圍攻占乃至于侵蝕、吞噬”。
是的，人所能認識的世界實在只是人能用文字所構筑的世界而已。當我們有意無意錯失這些豐饒富美的字詞，其實也與它們所含藏的文化失之交臂。或許不認字只是一種慢性文化病癥的初始癥狀而已。由此，我十分欽服張大春并未停留在表面的疏解，而是兼及深廣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而讓孩子們有更閎遠的視野，涵養(yǎng)出對字詞更為深刻纖敏的感覺。
即使與孩子下象棋，他也會告訴兒子“卒”就是兵，“春秋時代每三百戶人家會編成一個大約一到兩百人的武力單位，這些最基層的軍人就叫卒”。同時，“卒”還往往表示末尾、終了、乃至結局與死亡。這還不夠。張大春想要告訴孩子的“不只是一個字，而是這個字背后一點一點透過文化累積而形成的價值觀”。譬如“卒”字透露出講究的中國人對于不同階級身份的人的故去，亦會借助不同字詞給予有差等的象征。書中援引《儀禮·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睂λ劳龅拿举|(zhì)上好似“一個序列轉(zhuǎn)換的象征——生命時間的終了即是階級生活的淪落”。
而庶人生命的結束似乎值得一顧，因為“死”這個字是帶有歧視性的，“在更古老的時代，壽考或封建地位高的‘君子’之人過世了，得以‘終’字稱之，配不上‘終’字的小民和中壽以下就往生的，才稱為‘死’�！睆囊粋�“卒”字出發(fā)，帶出對于包蘊其間的中國人的價值觀，生命觀等等一系列文化觀念的講解。我不確知這樣的字詞教育是否有效，但毫無疑問，這是一次頗為成功的心智教育。孩子當然不懂古書上對于死亡的繁雜分類，但他們懵然中的觸及，也許會在不可知的未來悄然萌發(fā)對于文化的好奇與探勘。
不單是為觸知歷史文化的脈息，認字有時更是一種別開生面的情感教育。書中《留名》一文，我頗喜愛，反復讀了好幾遍。在躁競功利的當下，人人欲爭短長，處處講求經(jīng)營，連帶孩子也將成績的優(yōu)劣、師長的評價錯認為一種可資依憑的虛名實利。文章一開始介紹了終其一生際遇蹭蹬，功名不遂的清人金埴。但足以令其留名后世的則是他曾應仇兆鰲之請，為仇氏所著的《杜詩詳注》作過文字聲韻方面的校訂工作。早年的張大春對這位連“掛名共同著作”的待遇都混不上的詩人多少帶著些訕笑的態(tài)度，“老不得意，動輒抬出箋注杜詩的功德來說道”，而他的父親卻覺得“能夠埋頭在杜詩里做些小活兒，這樣的人，也算‘立言’了”。由此想及，“埋名”未必即是像我們所想的刻意放空身段，以期免遭木秀于林的摧折，有時心懷坎壈，卻能“埋頭在俗見的功利之外，為值得流傳的文字做些有益于后世的服務”，這樣的襟懷怎么說都可稱高桿。是故，當張大春看到剛?cè)雽W的孩子一個個為爭勝而唯恐落后，生怕“他們在人格發(fā)展上是不是一方面能夠重視榮譽；一方面又能夠輕視虛名呢？”，而“如果在立跟腳之處沒有通明的認識，日后往往不落淺妄、即入虛矯”。
有趣的故事在后面。兒子張容對于國際天文學會經(jīng)投票將冥王星從此除名，另以“侏儒行星”呼之的舉動十分不滿。對此，張大春告訴他“既然投票行為不能決定客觀事實”，那么投票行為本身所“定義(或修正)的是人類的知識，所呈現(xiàn)的是人類認知的限制，于冥王星并無影響”。孩子卻堅持：“名稱是很重要的。如果說定義是人下的，可以投票就改變了，那么為什么不可以再投一次票說冥王星的體積剛剛好就是最小的行星的標準呢？”并且堅定地認為，雖然冥王星很小，無甚大礙，但“行星這個‘名’應該是有標準的。標準怎么可以說改就改呢？”
不知別人讀了如何，在我，是深穩(wěn)的感動與慨嘆。一個簡單的“名”字可以帶給孩子一套終生受益的價值觀。只關注虛浮的“名”，而不究問界范“名”的條件與方式，進而難以作育出一己的判斷力，無論從什么方面來說，這樣的教育都是失敗的教育。
哈茲里特曾說：“文字是唯一能永久存在的東西。”讀完這書，目睹隨著時序更迭，一個字是如何被形成、被改變、被重新定義、乃至被影響、被修改、被混淆、被強調(diào)的身世履歷，真的確認自己不曾識得幾個字。當孩子不再將每個字詞視作鉛筆勾畫的一道符號，或是試卷上的一串答案，當老師和父母不再只是告訴孩子字詞的發(fā)音與筆畫，或只是作最淺顯的說明釋講，而是共同細心揣摩，著意觀察，了解每一個字詞背后的點滴故事與細微轉(zhuǎn)變，我想，不知不覺間，我們也將從字詞中重新發(fā)現(xiàn)自己。(顧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