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閻云翔教授的《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wǎng)絡》，廣受好評。今年初，上海書店出版社又推出閻云翔的《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龔小夏譯，2006年1月第一版，30.00元，以下簡稱《變革》)。這本書的英文版出版于2003年。多家海內(nèi)外媒體指出作者是首位獲列文森獎的華裔學者，與事實有出入——此前，香港出生的、以研究中國北方農(nóng)村聞名的黃宗智教授曾獲此獎項。此外，將閻稱為華裔學者，也未必是閻愿意的，盡管他赴美留學、工作已有近20個年頭。
“列文森中國研究書籍獎”，是美國亞洲研究協(xié)會為紀念中國近代史研究巨擘Joseph R. Levenson而設立的，獎勵“在美國出版的，對中國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研究做出極大貢獻的杰出學術著作”。《變革》獲2005年度列文森獎。著名漢學家杜贊奇、魏裴德、史華茲……都曾獲得過該獎項。
《變革》獲獎，說明閻的研究，真正具有了國際水準。但可以肯定地說，獲獎之于閻，是好事，但絕非“做學問”的目的，更非初衷。
在接受《東方早報》記者陽敏的采訪時，閻說：“我大多數(shù)的研究都是因為生活中某一個事件的觸發(fā)而開始的，也許會有成果，也許沒有，我只是自由地思考，不斷地想下去，把研究當成體驗生命的方式。”
在對《北大清華人大社會學碩士論文選編》作評語時，閻有這樣一段話：“選題的新穎主要來自于作者對社會變遷和普通人命運的關注，而不是某種學術訓練或技巧的產(chǎn)物�！�
人類學最核心的問題，是“人的尊嚴問題”。他對中國社會風行的“贏家通吃”原則，使大多數(shù)人喪失做人所該擁有的起碼尊嚴的狀況，深感憂慮。他痛斥“時下學界頗為流行的空話，套話，玄而又玄的廢話，以及曾經(jīng)在別處不知說過多少次的二手話”，倡導“嚴肅認真的樸實學風”。
我相信，這是超越了“左”與“右”的學者才有的情懷。這使他的研究有了某種擔當。我猜想，“列文森獎”更多肯定的是這種角色的閻。2003年，倫敦經(jīng)濟學院邀請閻擔任該年度的“馬林諾夫斯基紀念講座”主講人，看中的恐怕也是這一點。
閻云翔，1954年出生于北京，12歲隨被遣返的父親回到山東老家，輟學務農(nóng)。17歲因山東糧食歉收，身揣5元錢“闖關東”，流浪到黑龍江省距離哈爾濱50公里處的雙城縣下岬村(路上有兩次被收容的經(jīng)歷)，被該村收留，務農(nóng)7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6年赴美留學，師從張光直等學習人類學并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93年開始教學生涯。1989-2004年，閻八次回訪下岬村，對該村進行了持續(xù)15年的田野調(diào)查，《變革》為其系列研究“未完待續(xù)”的階段性成果。
如果不是處在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我們很難設想閻的山東老家與美國、下岬村與哈佛大學、流浪漢與“列文森獎”獲得者會有什么聯(lián)系。因為要追尋一部文化人類學典范文本的產(chǎn)生軌跡，我們便不能不注意這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素的內(nèi)在邏輯。
給《變革》的頒獎詞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該文研究深入徹底，分析說理發(fā)人深省，文風直白、敏感而感人�！蔽姨貏e注意到“文風直白、敏感而感人”這幾個字——這正是我二十多年前認識的閻給我的印象。
跨地域、跨文化生活的經(jīng)歷，給了閻“直白”的底色，人如其文；少年闖蕩江湖的種種際遇，使閻敏感而可感，文如其人。對《變革》的認識和評價，從閻的山東老家“放羊”經(jīng)歷，以及下岬村的流浪史中不難找到切入點。1971年閻流浪到下岬村前，有過五年干農(nóng)活、當羊倌的人生體驗，到了下岬村后，村民為是否收留他發(fā)生了激烈爭吵，給閻上了“鄉(xiāng)村民族志”的第一堂課。下岬村7年的務農(nóng)生活，為他11年后持續(xù)的田野調(diào)查鋪墊了最初的關系網(wǎng)絡，雖然我們幾乎無法想象他是怎樣考進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的。如果沒有這12年的經(jīng)歷，我們更難設想中文系畢業(yè)的閻，會跑到美國學習被視為資產(chǎn)階級偽學科的什么社會學、人類學。
作者說，他1987-1988年開始構(gòu)思該作品并進行了理論預設——此為赴美后的頭一兩年，學業(yè)如何還談不上，怎么就可以擬訂研究提綱了呢？恐怕還是與他山東老家、下岬村的生活息息相關。果不其然，帶著哈佛大學的基本訓練工具，自1966年算起的23年后他又匆匆回到下岬村，開始了15年跟蹤下岬村人私人生活變革歷程的田野考察，一步步尋找“小二黑”、“劉巧兒”們“結(jié)婚”、“自己找婆家”之后命運如何的答案。
作者說，他對下岬村收留他充滿感激。再次選擇下岬村，可以肯定，感情因素遠遠超過技術上的考慮，只是這時的“感情”已有了超越。作者曾是他們中的一員，同呼吸共命運，他有責任記錄那里的變化，書寫那里的變遷史，并從中找出改變那里人生活命運的可靠線索。
閻能頗為自信地宣稱，他的研究“所揭示的含義遠遠超出了一個村子的范圍”，正說明他投入到下岬村的，不僅僅是學者式目光，更有對下岬村所面臨道德困境的智識者的深切關懷。他使下岬村名揚天下，雖然其中充滿了他對下岬村未來變革命運的痛苦擔憂。
《變革》是一部鄉(xiāng)村民族志的文本典范，寫得簡練、平和而扎實，涉及下岬村50年私人生活史幾乎所有重要方面，并對諸多新興事物進行了發(fā)生學研究，如對50年來年輕女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分家”的發(fā)生學研究尤為突出。關于國家對鄉(xiāng)村私人生活的影響、塑造，進行了同樣細致的描述。所引文獻巨量，理論層面的討論也非常之多。對同行的研究，給予關注、評價，文獻征引的同時也有批評。作者誠實地告訴讀者，他的研究先前有誰做過，走到了哪一步，他受到了哪些啟發(fā)，貢獻又是什么。整個寫作，理論之筋骨貫穿于故事敘述的血脈中，但決不喧賓奪主，鮮活的故事不再是好讀好玩或僅供談資的作料，在佐證理論的同時亦修正理論之不足。閻特別強調(diào)民族志研究中“細節(jié)”的價值與意義，在故事與理論假設的沖突中，反復掂量各種細節(jié)，尋其脈絡，期間或許應運而生新的理論工具，對贍養(yǎng)老人的細節(jié)關注，無疑成為閻挑戰(zhàn)傳統(tǒng)代際互惠理論之濫觴。所有這一切，都是在20萬字的篇幅內(nèi)完成的。
譯者的貢獻是需要特別提及的。龔小夏與作者曾是夫妻，有極好的兩種文字訓練，且才慧過人，因未看到原文，我甚至認為，龔的譯文，使該作的傳達力大為增色，諸多“土話”、“俚語”的翻譯，非十分了解本土用語傳神一面的譯者所能為。閻對此頗為感激。
順便提及，1997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為《變革》立項，時隔六年，英文版首度問世。(來源/中華讀書報，作者/劉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