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一個文學后輩送了一本自己的小說給白燁老師，憤憤不平地質(zhì)問，為什么評論界故意忽視60年代？70年代有“70后”一說，80年代有“80后”一說，而獨獨把60年代給隔了過去？白燁老師當即叫屈，說評論界根本沒空忽視任何人，評論界忙還忙不過來呢。
這個故事是別人告訴我的。那人和白燁老師很熟，見了面要點頭哈腰且做崇拜狀。大家都是文人，點到為止，不往深了說。其實她的意思我清楚，她是說白燁老師把“評論文學”當做一樣謀生工具。
我和白燁老師并不熟，或者說沒有熟到能去問他知道不知道圍著自己身邊的到底是一幫什么人，反正每次開會，那些私下里唧唧咕咕說白燁老師“夾著黑包領(lǐng)紅包”的人，都會對白燁老師笑臉相迎，一口一個“白燁老師”，熱情得緊哩——而白燁老師則對他們掏心掏肺，我就親耳聽他說過一次，說他每次寫書評最短也要用一個星期時間，一天用來泛讀，一天用來精讀，然后要再沉個三兩天，這才真正動筆，動筆又要一天時間，寫完以后還要再放一放，正式發(fā)表之前還要有一天專門修訂潤色。眾人聽了，紛紛說白燁老師太辛苦了，當然其中有些是百分之百的口是心非。我當時本來想說一句話，但終于咽下。我又不是“80后”，我這個歲數(shù)的女人，不能假裝天真無知，因為已經(jīng)不天真了。
其實，我想說的話是——白燁老師，您不必那么辛苦。您還以為這是一個評論家的時代嗎？差不多可以了，誰還會真的注意是誰在評論以及評論的是什么？
當然我是錯了。白燁因為評論了一句“80后”，說他們尚未進入文壇，結(jié)果一夜成名。這說明還是有人在意他評論的是什么。我總覺得這件事情很黑色幽默，白燁作了一輩子的文學評論，但最后出名的卻不是他的評論，而是他的“被評論”。
韓寒是一個天才少年，他哪里懂得生活對于一般人來說，并不是一件易事。如果我不是在“韓白之爭”之前認識白燁，也許我就不會覺得白燁冤枉，甚至可能會像韓寒的粉絲一樣，覺得韓寒罵得真是過癮——什么叫文壇？你們幾個人弄一個壇子，把在手里，就叫文壇了嗎？說老實話，在韓寒所厭惡的那個圈子里，確實有很多令人厭惡的人，與那些人相比，白燁不僅“厚道”，而且“相當厚道”。
白燁是陜西人，有陜西人的仁義。有一次，我跟他抱怨，說一個熟人要開作品研討會，非讓我去，但是她那本新作實在乏善可陳。我倘若不去，肯定得罪朋友；倘若去，我又不愿意太委屈自己，一本自己明明不喜歡的書，怎么能說好？
白燁沒有直接給我解決方案，而是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說，有一次老家一個文學青年來北京開作品研討會，他看了作品，覺得一般，就是寫了些雞毛蒜皮家長里短，而且也沒什么文學性，但終歸禁不住人家磨，磨來磨去心就軟了。那次研討會，他可是長了見識，第一個發(fā)言的人，說這部作品有濃厚的生活氣息。他一聽，覺得實在是高妙，既符合事實，沒有說謊，同時很像是正面評價。我當即哈哈大笑，問白燁是不是以后只要遇到平庸的作品，就夸人家說“很有生活氣息”？
白燁笑笑，盡在不言中。但同時告訴我一個訣竅，越是相對平庸作品的研討會，越要搶在前面發(fā)言，因為前面的人可以拋磚，隨便評論幾句“生活氣息”之類，但到了后面，便宜話都被人家講完了，你要想既不違心又不得罪朋友就難了。我對白燁的好感就是從那一刻開始的，因為他本不必跟我說這些話。我并不是他的朋友，最多是熟人而已。倒是在那之前，我曾經(jīng)跟一些看上去跟我關(guān)系要密切得多的人說過同一件事，那些人居然好意思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對我大講特講“氣節(jié)”。真逗，我又不是沒見過他們的“氣節(jié)”。
那次吃飯，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白燁忽然心生感慨，他說自己年輕的時候，初入這一行當，曾給自己立下一個原則——好書說好，壞書說壞；但世事滄桑白云蒼狗，現(xiàn)在他不這樣了，遇到好書，他繼續(xù)說好，遇到壞書，就放到一邊，不評論就是了。當初的原則改為今天的底線——好書說好，壞書不說壞。我聽了，當下心有戚戚。他是真把自己當做文壇的保姆，總擔心自己一個“壞”字，可能會毀掉一個文學青年的前程。
其實，一個人太厚道了，反而容易讓人覺得可疑。而那些地道的滑頭鬼，卻沒有人能抓住他們的把柄——比如那些好書不說好，壞書卻一個勁向你推薦的家伙們。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