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讀了一份李偉長在6月26日《文學報》發(fā)表的關于上海自由撰稿人現狀的情況報告，反映了小飯、何員外、蘇德、周嘉寧、何影泓、凌寒、那多等部分自由撰稿人的生存態(tài)勢，值得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
據稱，這些活躍在上海文壇的年輕的自由撰稿人，是清一色的個人寫作，沒有單位，沒有穩(wěn)定收入。
以那多為例，他是辭掉了收入不錯的海關的工作而潛心寫作的，先后已經出版了15本書。但是他承認，他現在放棄了純文學的精英立場，選擇了通俗化的寫作風格，游離在文學和市場之間，更多的是遷就市場。為此，那多已無心追求在文學史上有所建樹，只要讀者覺得好看就行了。
以《那天我們一起失戀》在網絡揚名的何員外，本來很滿意于在網絡可以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造，又繞過了審稿制度，但是當真正要走上專業(yè)化道路時，他擔心自己還能堅持寫多久。
小飯自從發(fā)表長篇小說《我的禿頭老師》以來，一直堅持純文學的創(chuàng)作路子，但書的印數和銷量都不理想，稿酬收入有限，結婚生子后生活擔子重了，僅依靠稿酬自然壓力很大，需要找些兼職來維持了。
至于何影泓、凌寒這些70 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好在愛人收入頗豐，又支持她們寫作，不在乎寫作能賺多少錢，但問題在于平淡無憂的生活漸漸消磨著她們的創(chuàng)作激情，太太的身份也使她們失卻了關注社會重大題材的可能。那么，堅持創(chuàng)作和當好太太兩者之間，該怎樣選擇呢？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的確如是，一個專業(yè)作家，要想依靠稿費和版稅收入維持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大概只有巴金等少數人有這個本事。不過，據筆者所知，建國初期，稿費的收入還是可觀的。如老舍、艾青、張恨水、吳祖光等，都是在50年代初用稿酬在北京買下了自己的四合院的。趙樹理是老區(qū)進京的作家，他也用稿費一萬多元買了一處大四合院。他們不但有稿費收入，也有文聯作協(xié)的組織給予的固定工資.
筆者以為，如果說在文聯組織以內有保障的人是體制內的作家的話，那么如上海那些自由撰稿人則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流浪兒。兩者比較，顯然有失公平和公正。
現如今，也已經有專業(yè)作家主動退出了作協(xié)�？磥�，作家協(xié)會所養(yǎng)起的作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早已不符合現今時代的要求了。那么為什么不進行改革呢？
筆者斗膽建議，文聯各協(xié)會所供養(yǎng)的作家、美術家、音樂家、戲劇家等等，一律取消。如果自己的專業(yè)作品不能養(yǎng)活自己，可以到學校、企業(yè)及各種單位任職。各協(xié)會的工作人員，主要的職責，是組織安排專業(yè)人員體驗生活、聚會聯絡、傳遞信息等，而全國文聯可以建立一項專項基金，支持一些發(fā)生困難并需要幫助的人。
總之，本人在這里所說的“他(她)們”，需要黨和政府的關懷。
(來源：四川在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