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永玉
黃裳生于1919年，這是開不得玩笑的時代，意識和過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認真的估價，“生和死，這真是個問題！”哈姆雷特這樣說；“剝削和被剝削”，十月革命這樣說。黃裳比中國共產(chǎn)黨年長兩歲，他是奉陪著中國共產(chǎn)黨一直活到今天的。
黃裳是山東益都人，一般的講我對山東人印象都比較好，大概自小起始于《水滸傳》吧！認識黃裳倒并非因為他是山東人。第一次怎么見面的已經(jīng)記不起了，時間在1946年底1947年初，《文匯報》編輯部里還是別的什么所在，若是在編輯部，那是至今還歷歷在目的。八張或十張寫字臺，黃裳的桌子在進門的左手邊，有陳欽源、葉岡的座位，他們是在一排。楊重野、楊卓之諸位好像在另一個房間。
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費，來往較多的當然是黃裳和欽源兩位老兄了。欽源是廣東人，我們多有一些話說，他還邀請我上他父母家吃過飯，他父親是做雪茄煙生意的，在一條熱鬧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樓，樓上有講究的貨架，放滿一盒盒的雪茄。
跟朋友開玩笑吹牛皮，我常常講見到許多前輩和朋友的父母，比如說欽源兄的父母，黃裳兄的母親，苗子兄的母親和郁風老大姐的媽。再遠點見過沈從文表叔的爹媽(我叫姑公姑婆)，見到過林庚先生的父親林宰平老先生。近處講，見過汪曾祺的父親，金絲邊眼睛笑瞇瞇的中年人。說這些干什么呢？介紹介紹那個時代我的人際氛圍也。
那時我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汪曾祺在上海城里頭致遠中學教書，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車進城到致遠中學找曾祺，再一起到中興輪船公司找黃裳�？礃幼铀莻�高級職員，很有點派頭，一見柜臺外站著的我們兩人，關(guān)了抽屜，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們就走了。曾祺幾次背后和我講，上海灘要混到這份功力，絕不是你我三年兩年練得出來。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個下午直到晚上九、十點鐘，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時間，黃裳的日子就是這樣讓我們兩個糟蹋掉了。還有那活生生的錢！
我跟曾祺哪里有錢？吃飯、喝咖啡、看電影、坐出租車、電車、公共汽車，我們兩個從來沒有爭著付錢的念頭。不是不想，不是視若無睹，只是一種包含著多謝的務實態(tài)度而已。幾十年回憶起來，幾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陳越香。
黃裳那時候的經(jīng)濟收入：文匯編副刊、中興輪船高級干部、寫文章、給一個考大學的青年補習數(shù)學、翻譯威爾斯的《莫洛博士島》(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是不是那時候？不清楚了)、出幾本散文集，還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媽媽，住房及水電雜費，收集古籍圖書，好的紙、筆、墨、硯和印泥……還有類乎我和曾祺的經(jīng)常的食客們……他都負擔得那么從容和瀟灑。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問容儀：“你聽過爸爸開懷大笑過嗎？”一個儒雅文靜的書生的朗笑。容儀說：“是嗎？他有過大笑嗎？”有的，一種山東響馬似的大笑。在我回憶中，黃裳的朗聲大笑，是我友誼的珍藏。很可能，兩位女兒哇哇墜地之后，那年月，黃裳沒有空了。從歷史角度看，哭的時間往往比笑的時間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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