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國“俄羅斯國家年”活動在兩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辦得有聲有色：“俄羅斯國家年”開幕式上，莫斯科大劇院在人民大會堂的精彩演出，特列恰科夫美術博物館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俄羅斯藝術300年”畫展，莫斯科小劇院的《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小市民》、彼得·伏緬科劇社的《狼與羊》等在北京戲劇舞臺上的先后亮相，還有小白樺的歌舞，俄羅斯電影周，海淀公園的俄羅斯音樂會……引得國人一次次將目光聚焦于俄羅斯和俄羅斯文化，幾代中國人內(nèi)心的“俄羅斯—蘇聯(lián)情結”又獲得了一個個釋放的契機。然而，在我們興味依舊地看著俄羅斯的戲劇演出和畫展、聽著俄羅斯的芭蕾音樂和民歌的時候，我們卻不無驚訝地感覺到，曾經(jīng)離我們很近的俄羅斯文學似乎漸行漸遠了。
在中國經(jīng)歷三次傳播
在接受過中等教育的國人當中，恐怕很少有人沒閱讀過俄羅斯文學作品，很少有人不知道普希金、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的名字，由此可見俄羅斯文學在中國的影響和地位。俄羅斯文學自19世紀末被介紹到中國，在至今百余年的傳播歷史中曾有過三次輝煌。
五四時期，俄羅斯文學呼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和文化需求，被魯迅譽為“偷運”給起義奴隸的“軍火”，同時，它也為中國現(xiàn)代新文學的創(chuàng)建提供了最直接、最親切的借鑒。瞿秋白、李大釗、蔣光慈等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代活動家，魯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奠基者，都曾是俄蘇文學的熱心譯介者和積極推廣者。這個史實最好不過地說明了俄羅斯文學在中國五四時期的社會和文學中曾發(fā)揮的巨大作用。
在20世紀50年代的中蘇“蜜月期”，當時的蘇聯(lián)文學被視為“我們的導師和朋友”，成了國人最主要的文學閱讀客體，在整整一代中國人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他們身上后來所謂的“蘇聯(lián)情結”，在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50年代俄蘇文學的熏陶。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忍受了十余年文學饑渴的中國讀者幾乎在不加選擇地饕餮著包括俄蘇文學在內(nèi)的外國文學作品。短短十余年間，全國近百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俄羅斯文學作品多達近萬種！僅僅是專門譯介俄蘇文學的雜志就相繼創(chuàng)辦過4種。經(jīng)過這三次俄蘇文學譯介高潮，成千上萬種俄語文學作品被譯成中文，總印數(shù)估計達數(shù)億冊，俄蘇文學已經(jīng)完整地呈現(xiàn)在了漢語讀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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