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寫《史記》，52萬5600字，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3000年間的史事。司馬遷寫君、寫臣、寫諸侯、寫俠、寫義、寫奸佞，無不酣暢淋漓，躍然眼前，充溢著一股渾厚而明慧的氣韻。然而，他卻從來沒有寫過他自己這個“人”，更不可能寫他的偉業(yè)，寫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貢獻(xiàn)，寫他作為男人所遭遇的曠世奇辱以及他寬廣、博大而又自抑悲憤、困惑痛苦的內(nèi)心世界。
兩千多年后，有個叫高光的作家把筆伸向了司馬遷，然后向世人交出了一部與《史記》的文字量幾乎相等的長篇歷史小說《司馬遷》。高光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告訴人們司馬遷到底是個什么樣的人，他在寫作《史記》這部皇皇巨著之中和之后，其內(nèi)心世界到底經(jīng)歷了怎樣的落寞、煎熬和震顫。
在一個陽光跳躍的上午，高光笑著自嘲說，我總覺得自己的形象有礙觀瞻，很少出門，結(jié)果幾年了，小區(qū)里的一些人還以為我是個賣肉的屠夫。
高光當(dāng)然不是屠夫，但他的手中確實有一把刀，但他決不是用這把刀來割肉的，而是反身將它深深地扎入歷史的脊骨。高光的刀在歷史的經(jīng)絡(luò)和人物的心脈中緩緩游走，淤積在歷史胸腔中的那一股股污黑的血便隨著他游走的刀刃潺潺湲湲地漫漶出來。
幾千年來，中國文人有著濃濃烈烈的入世情結(jié)，他們擁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那種睥睨天下舍我其誰的氣勢。然而，當(dāng)生殺予奪的大權(quán)系于皇帝的一時喜怒之時，自認(rèn)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顯得不那么理直氣壯，不那么合時宜和識時務(wù)了。而且，每到這時，他們都好像換了一個人。每到這時，他們都開始患得患失，開始感到不平與憤懣，開始感到失落與惶恐。如此，他們的一生便注定要被烙上悲劇的色彩。司馬遷也無法逃脫這樣的宿命。
作者不停地追問：生活中的弱者，文化上的強(qiáng)者，司馬遷究竟活在哪一個層面上？他認(rèn)為，寫《司馬遷》如果不能純凈，不能氣沖丹田，不能全力以赴，那么就不能免去蕪雜、瑣碎、陰暗和艱澀。文學(xué)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馬遷身上尋覓人性，讓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無遺，矛盾的是他不再擁有男人的根性，這是他悲哀的源頭。但悲哀不可以成為一種代價，如果那樣作品就淺近了，凄涼了，重蹈覆轍了。是文化上的雙向落差給了司馬遷致命的傷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這種傷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絕癥”，是他向這個世界一再發(fā)出不屈吶喊的根本原因。
高光用悲憫的目光，審視著他的司馬遷，幾近輕柔與心疼。當(dāng)司馬遷像一只可憐的家禽牲畜那樣被漢武帝劉徹閹割后，他作為“男人”本身的存在就變成了一種嘲諷，一種隱喻。在世人眼里，茍延殘喘的司馬遷只剩下了卑微瑣碎，軀殼已經(jīng)殘損，男人的生命在頃刻間坍塌，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殘損的人寫下了《史記》這樣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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