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了。七十年的風霜歲月，我嘗盡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可謂是飽經(jīng)滄桑了。
對于七十年的人生旅途，我可以作個簡要的表述：解放前十二年，和其他出身于勞動人民家庭的小孩一樣，我處于水深火熱的生活之中；解放后的十七年，我托共產(chǎn)黨的福，讀書至大學本科并成家立業(yè)；“十年動亂”期間，我無所作為，替國家替人民，心急如焚；改革開放后三十年，有了滿意的歸宿，喜笑顏開。
很顯然，我把自己的七十年人生分成了四個階段，而到了最后一個階段以至以后，我可以十分滿意而且自豪地說：“我足以安享晚年了！”而這一切，都要歸功于“改革開放”！本文不想敘述改革開放30年的全部，而只是想從個人的一些個別生活側(cè)面，用自己親身的經(jīng)歷，來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所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生活變化。
曾記得，我作為當年稀貴的大學本科畢業(yè)生參加工作以后，50-57元的月工資(當年屬中教八級、七級，據(jù)說是中級職稱)，從1960年一直拿到1978年，整整18年工資未變。而改革開放以后，工資水漲船高在不斷地提高，至今我退休已10年，工資雖比在崗教師幾乎少一半，但也達到2500元。
如按當年供應大米(較低檔次米，當年也僅有此種米)0.129元/斤計算，57元工資可買大米441斤，而今與當年類似大米1.5元/斤，則2500元可購買大米1666斤；如果今天我還在崗沒退休的話，則月工資大約可購大米3000斤以上。當年肥瘦相間的豬肉0.78元/斤，57元工資可買豬肉73斤，而今我若還在崗，月工資大約可購豬肉300斤以上。改革開放以前，每人每月供應豬肉1斤、食油4兩、大米28斤(教師供應標準)，我家6口人，每月6斤肉、2.4斤油。6斤肉若一周吃肉一次，1.5斤平均每人只能吃到2.5兩肉。
我在設(shè)想，假如是一個單身男子，每月這一斤肉，或許只夠他一餐，那么一個月里剩下的整整29-30天共計89-92餐，便只能吃小菜了。至于食油嘛？每天炒菜只有等菜炒到快熟的時候上面灑上幾滴，只要看到菜湯里有若干油“圈圈”就滿足了……
但如今，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肉你可以隨便買，你可以天天吃肉；油你可以隨便購，不愁炒菜沒有油；至于大米，不但品種多樣，高低檔次諸多，隨到隨買，還可為你送貨上門。作為教師，一個月大約也只要十幾斤米就足夠了，為什么呢？人們肚子里油水足了，飯量自然也就減少了……
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使社會生產(chǎn)力大大提高了，物質(zhì)產(chǎn)品大幅度增加了，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了，人民的物質(zhì)生活水平自然也就隨之大大提高了。
曾記得，上世紀70年代時候，我在參加工作十幾年后，才買得起一部約40cm×18cm×18cm的木殼子一個波段的收音機，價格是69元。這等于說，我一個月的工資不吃不喝，還得添上12元，才夠買一臺如此低檔次的、原始的收音機。當時，我還感到很稀奇，很滿足呢！而今，我若還在崗的話，一個月的工資可以買上多少臺高檔次的收音機，就不言而喻了。
曾記得，上世紀70年代末，我花了400多元，即近8個月的工資買了一臺12吋的黑白電視機，400多元錢在當時可以買豬肉500來斤，若用現(xiàn)在500斤肉的錢去買一臺黑白電視機，就得花上近8000元了。如算現(xiàn)在要用8個月的工資去買一臺黑白電視機，則需要2-3萬元了！還可以這么設(shè)想，若今天用上8個月的工資，足可以買上數(shù)臺30英寸以上的液晶彩色電視機了。這種算法或許并不科學，但至少它是一種確切的數(shù)字，它是可以說明問題實質(zhì)的。
我還記得，上世紀70年代初，我在當時的當陽縣淯溪區(qū)(后來區(qū)、鎮(zhèn)合并)工作。領(lǐng)導著7萬多人口的淯溪區(qū)政府購買了一臺大約21寸的黑白電視機，要用四節(jié)樹干接起來作天線。到了晚上開電視機，大家只能看到的是一些閃閃發(fā)亮的波浪線，什么圖像都看不到。我當時曾發(fā)表感嘆說：“天呀！我若能購上一部電視機，但電視天線我卻把它沒得法！”這些，在我腦海里至今記憶猶新。擁有7萬多人口的地區(qū)，只有一臺不見圖像的電視機，改革開放前的落后情況，可以說是不得而知了。而現(xiàn)在呢？完全可以估計到，這擁有7萬之眾的地區(qū)，起碼90%以上的人家都擁有彩色電視機。而且現(xiàn)在你只要走上街頭，到賣電視機的商店，你盡可以挑選不同品種、不同檔次的彩色電視機。如果說買臺14吋的彩電，哪怕就是拿最低工資標準的人，一個月工資也足以買上一臺了，而且還有剩余的錢呢！
由此，足以說明改革開放的效益和好處是多么的大！國家達到空前的繁榮昌盛。國富則民強，引進的國外先進科學技術(shù)，使我國科學技術(shù)飛速發(fā)展，現(xiàn)代工業(yè)化程度大大提高，工業(yè)產(chǎn)品極大地豐富，人民的物質(zhì)文明生活水平和精神文明生活水平，也隨之得到了極大地提升！
最后，從個人經(jīng)歷來說，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紀70年代初，在“四人幫”的“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極左路線的影響下，在我所處那個鄉(xiāng)村集鎮(zhèn)，我的學歷最高、知識分子的味道最濃，因此我被當作“臭老九”而貶到一個小小印刷廠，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那時，被人歧視，被人們另眼看待。但改革開放開始后，在改革開放總設(shè)計師鄧小平同志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理論、政策指導下，我的政治社會地位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回到了學校，走上了中學的領(lǐng)導崗位，并于70年代末(1978年),全國第一次實行鄉(xiāng)(鎮(zhèn))、縣人民代表直接選舉時，被選為鎮(zhèn)、縣兩級人民代表；80年代初,我又從中學調(diào)到高等學校任教；此后，又于90年代初宜昌地、市合并時，被選為宜昌市首屆政協(xié)委員、宜昌市首屆僑聯(lián)常務(wù)委員。至今，我已退休10年，還連任兩屆三峽大學僑聯(lián)委員。
實踐證明，作為我本人，改革開放不但使我以及我的家庭生活，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作為整個社會，廣大的人民教師不但經(jīng)濟待遇得到了提高，而且政治待遇、社會地位更是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我從心底里真誠感激我們的“總設(shè)計師”鄧小平，感謝改革開放，擁護改革開放。(三峽大學僑聯(lián)/陳聲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