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冬之后需要“甘霖”
在印尼，華文教育其實曾有其輝煌的過去。然而由于政治原因，華文的教學結果被封禁了30年，連華文書的進口，也和“毒品”一起被禁。
隨著全球政治情勢的轉變，印尼政府自1990年代末期逐步開始對華文教育“松綁”，從有限度的解除華文使用禁令(觀光旅游業(yè)與華文補習班)，到允許臺灣商人在印尼為其子弟開辦學校。在新政府主張民族平等和多元化政策下，華文不平等待遇枷鎖逐漸去除。
近些年，隨著中國強大經濟力的崛起與印尼政府急于促進經濟發(fā)展的需求下，華文得以在系列措施下受到推廣。
這些措施包括：將華文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并預備將華文列為中小學生的“第二外語”(與英文享有同等地位)，加強華文師資培訓，編寫華文教材等。
這一股學習華文的熱潮，從大學漢語系的設立到各中小學華文課程的成立，不論大城市或窮鄉(xiāng)僻壤，華文補習班一個個的設立，可見一斑。
除了華人本身之外，在華文巨大商業(yè)利益的推動下，不少印尼族與阿拉伯族裔的下一代，也逐漸選修華文或進入華校就讀。
筆者任職的國際學校，初級部課室中已呈現(xiàn)華裔與非華裔學生各半的情勢，每周仍有家長以電話或親臨詢問來校就讀的方式與時間。
學校開設的假日華文班每周都有“新生”加入，各班人數皆已達飽和。部分學生家長甚至駕車五小時接送子弟上下課，學校附近約500公尺范圍內就有三處以學習華文為號召的補習中心。
從以上的實例來看，華文在印尼發(fā)展的“春天”似乎真的來了，且勢不可擋。但問題是，“嚴冬”經過的是一段很長的時間，華文教育在印尼猶如一片荒蕪許久的稻田，亟需各方“甘霖”灌注扶持，才能重新耕種。這些“甘霖”，包括了“師資”和“教材”。
由于華文教育中斷達30多年，有本地實際教學經驗的印尼華文教師目前大約都已經60歲。他們雖然有著豐富的經驗與熱情，但體力與概念上難以負荷起日新月異的華文教學模式。
“地方話華語”教師登場
不僅學校缺乏教學師資，廣布于民間的各大小補習中心更是求才若渴。一時之間許多操著福州華語、山西華語、廣東華語等中國教師往來許多印尼華人家庭中，這些操著不同“地方話華語”的家庭補習教師，給正規(guī)學校教育帶來許多困擾。筆者的一位在他校任教的中國籍華文教師朋友，就以“越幫越忙”來形容這種亂象。
其實印尼政府早在2001年起，就和中國合作在印尼的大城市開設漢語師資培訓班，同時也派遣大批教師前往中國受訓。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政府自2004年起每年派遣“志愿者教師”至印尼第一線教學，至今已有200余位教師投入各省中學、中專及交流中心任教。 新加坡國際組織亦曾派遣華文教師從事義工教師工作。
與師資同樣缺乏的還有教材問題。印尼目前所采用的學校華文教材中，初級部以新加坡教材為主，但高等教育及民間補習中心則使用中國教材較多。
讓時間證明中華文化的韌性
畢竟新加坡以其優(yōu)質的教育名聲及內涵，能使印尼教育當局“放心”的將初、中級華文教育扎根于“新式”教材。
近年來要求適應印尼國情的“本土化”華文教材的呼聲越來越高，目前已有和中國合作編寫的華文教材在一些學校試用。然而，對大多數非印尼籍的華文教師而言，反應并不熱烈。原因是這些夾雜著許多“印尼文”說明的華文教材不僅增加教學上的困擾，同時形成學生學習上的依賴而延遲華文學習的時程。
筆者的“校外”印尼華人學生就斬釘截鐵的表示：不希望使用這種“多此一舉”的教科書上課。
除了教材部分，由中國教育部門所制定的漢語水平考試(HSK)更是自2001年起在印尼的不同城市舉行。在眾多補習中心的推廣下，據悉每年都能吸引近千名考生參加。
海外教師到印尼教華文，有苦有樂，筆者有機會向一些來自中國的年輕華文教師了解，許多表示自己已提呈辭職信，但有的表示愿意留守。
我還記得，留下來的人是如此相互鼓勵：留住海外華文的火種，讓印尼華人的下一代像個華人，讓他們有自信，且愿意在任何場合使用母語，讓時間證明中華文化的韌性與優(yōu)越性。(陳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