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師表,仍去深造
1935年,容啟東得到了清華大學一年的休假時間。由于感覺到自己雖已為人師表,卻對生物學缺乏更多的研究和學習,他準備利用休假進行深造,通過努力,他獲得了美國著名學府芝加哥大學的邀請,赴美繼續(xù)攻讀生物學。
而在當時的芝加哥大學,一年有4個學期,如果要獲得博士學位,必須完成9個學程。也就是說,如果容啟東想要獲得芝加哥大學的生物學博士學位,最短需要三年的時間。除了時間,擺在容啟東面前的還有另外一個難題:語言。當時芝加哥大學規(guī)定,博士學位獲得者需要通過德語和法語的學習并考試合格,這對于一位中國留學生來說,難度很大。功夫不負有心人,容啟東通過刻苦努力,只花了兩年時間,直接越過碩士學位而獲得博士學位。而此時的容啟東并沒有高興起來,因為在他看來已經超過了一年的假期。1937年8月,容啟東的博士論文《水稻幼苗成長過程的剖析》(D evelopm entalA natom yof theSeedlingofthe R ice Plant)通過答辯,引起美國生物學眾多專家的強烈關注,而容啟東卻連芝加哥大學的畢業(yè)典禮都沒有時間參加了,匆匆乘船返回戰(zhàn)火紛飛的祖國。
抗戰(zhàn)期間,輾轉教學
1937年淞滬戰(zhàn)役爆發(fā),上海一帶戰(zhàn)火如荼,地面戰(zhàn)斗和空戰(zhàn)異常慘烈,日軍鐵蹄已經伸向中國的腹地,大批難民往南流動。容啟東從美國乘船回國,無法直達上;蛱旖,加上時局緊張,他只能被迫暫時落腳香港。
此時學成歸來的容啟東急于回到自己的崗位上,恰逢當時北京師范大學師資力量缺乏,正在向清華大學求救借用老師。很快,容啟東就在香港接到了教育部的通知,派往北京師范大學任教。
而當時的北師大以及北京大部分高校,已經不可能再留在北京辦學了。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北京各大學被迫向后方疏散,當時北師大遷往陜西西安,成為西北聯(lián)合大學的組成部分。在香港的容啟東接到通知后,連夜登上一架殘破不堪的德制飛機飛赴西安。由于時局緊張,容啟東不可能置辦教學必需的設備和書籍,倉促啟程時,身邊連一本教科書也沒有。不過他憑著自己的大腦記憶,加上一些簡陋的教材、儀器,在西安教了一年的生物學。
1938年,容啟東回香港省親,巧遇相識的廣州嶺南大學教務長。容啟東了解到廣東地區(qū)的高校也因戰(zhàn)火而缺乏師資力量和必要的教學設備,欣然接受了嶺南大學的邀請,被延聘到嶺南大學教植物學。之后,容啟東先后擔任嶺南大學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并代理學院院長、教務長。
廣州和香港淪陷后,嶺南大學搬遷躲避在粵北仙人廟復課繼續(xù)教學。容啟東教授在簡陋的木屋中,認真向學生傳授知識。課余時間,他熱心參加在坪石街舉辦的音樂會,擔任樂隊指揮,并請夫人何露珍獨唱,以激勵師生的斗志。他和嶺南大學師生一起,度過了抗戰(zhàn)時期的艱苦歲月。直到1951年,容啟東在嶺南大學教學長達13年。
1951年,容啟東轉赴香港大學任教,任植物系高級講師、系主任。任職9年期間,他側重對香港本地莧菜和苔蘚類植物的研究,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fā)表過論文數(shù)十篇,受到學術界重視,成為美國Sigm a榮譽學會會員、國際植物形態(tài)學會創(chuàng)辦人和榮譽會員。
成立于1951年的香港崇基學院,是以繼承西方基督教會在華辦學精神為己任的民辦學校,1960年,為了使學校得到更好的發(fā)展,需要一位熟悉英、美和中國教育的學者擔任校長,容啟東因而被崇基學院聘為第三任校長。
1963年,崇基學院與新亞書院、聯(lián)合書院組成香港第二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這是一所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聯(lián)邦制的大學。容啟東參與了大學的籌辦工作,并被委任為首任副校長,歷任中文大學理工研究所所長及研究院院長,直至1975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