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邑籍華僑華人文化的特質
作為全球華僑華人的一個組成部分，五邑籍華僑華人的歷史命運當然帶有出自其它僑鄉(xiāng)的華僑華人同樣具有的很多共性，從他們的身上完全可以看到世界華僑華人歷史發(fā)展的波瀾曲折，所建立的豐功偉績。同時，華僑華人都是出自各個特定的僑鄉(xiāng)的，中國地域文化有著明顯的多樣性，不同僑鄉(xiāng)與主要居住國的空間距離、海外移民所面對不同國家的不同社會經濟發(fā)展進程以及由此決定的對待華僑華人的不同態(tài)度……，又不能不對各個特定僑鄉(xiāng)的海外移民群體產生深刻的影響，因而形成一些特質，與其它僑鄉(xiāng)的華僑華人有所區(qū)別。這是我們更為關注的方面。因為，如果缺少了這方面的考察，不僅對五邑籍華僑華人歷史的認識是殘缺的，而且也會直接影響對全球華僑華人歷史的研究。一部統(tǒng)一而又類型各別的華僑華人史才是真實全面的華僑華人史。
一、五邑籍華僑華人的類型特征
基于大量史實的分析，結合其它僑鄉(xiāng)的華僑華人歷史加以對比，五邑籍華僑華人表現出如下明顯的特征。
(一)華僑華人數量眾多，海外人口與僑鄉(xiāng)人口之比，居廣東全省之冠。
五邑僑鄉(xiāng)面積為9288平方公里，現有人口390多萬，海外華僑華人為215萬多人，相當于僑鄉(xiāng)人口的57%；如果再加上149萬多五邑籍的港澳同胞，這個比例則高達96%。（1）其中，有的僑鄉(xiāng)海外人口比僑鄉(xiāng)人口還多，臺山總人口為100萬人，旅外華僑華人86萬，臺山籍港澳同胞42萬，（2）超過僑鄉(xiāng)人口。開平總人口為67萬，華僑華人是49萬，開平籍港澳同胞25萬，（3）也超過了僑鄉(xiāng)人口。潮汕地區(qū)是廣東省的又一大僑鄉(xiāng)，面積為10384平方公里，現有人口1104萬多人(1996年)，海外華僑華人是560多萬(1996年)，相當于僑鄉(xiāng)人口的51%。加上170多萬潮汕籍港澳同胞，相當于僑鄉(xiāng)人口的66%。（4）這種情況只有福建第一大僑鄉(xiāng)泉州可以相比。泉州僑鄉(xiāng)有11053平方公里，總人口是573萬多人(1990年)，海外華僑華人和港澳同胞達565萬多(1990年)，相當于僑鄉(xiāng)人口的99%。其晉江、石獅、永春等縣市海外僑胞與港澳同胞的人數也同樣超過了僑鄉(xiāng)人口數。（5）在這3個全國最大的僑鄉(xiāng)之中，五邑僑鄉(xiāng)面積最小，人口總量、華僑華人及港澳同胞的絕對數量最少，但是相對數量卻很大，超過了潮汕僑鄉(xiāng)，與泉州僑鄉(xiāng)齊名。
(二)分布集中，大多是美洲華僑華人。
215萬五邑籍華僑華人有155萬集中在美洲，占該僑鄉(xiāng)海外移民總數的72%。尤其集中在美國和加拿大(132萬)，當地華僑華人社區(qū)中，不論從人口數量還是政治、經濟實力，五邑籍華僑華人都居前列，所以五邑有“美國華僑之鄉(xiāng)”、“加拿大華僑之鄉(xiāng)”的稱譽。這一點也與其它僑鄉(xiāng)形成了鮮明的對比。560多萬潮汕籍海外移民有80%分布在東南亞，以泰國最多，其次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565萬多泉州籍海外移民有90%居住在東南亞，以馬來西亞最多，其次是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以梅縣和惠陽為中心的廣東客家語系僑鄉(xiāng)的300余萬海外移民也是以東南亞為主要的聚居地。
(三)生活普遍比較安穩(wěn)，都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也產生了一些資本家，形成了一些華商家族經濟，但大多是中小業(yè)主。
五邑籍華僑華人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基本上都在居住國立穩(wěn)了腳根，在北美的華僑華人普遍都過上了衣食不愁的富足生活，小有積蓄；一些擁有產業(yè)的移民，生活更為殷實。從經濟實力對比上考察，五邑籍海外移民富裕者多富豪者少，雖不乏有像陸佑這樣的巨商，但是大多數為勞工階層或中小業(yè)主，大企業(yè)家大金融家巨商富賈不如廣東潮汕、客家和福建泉州、福州僑鄉(xiāng)多。
中國華僑華人的大企業(yè)集團集中在東南亞和港、澳地區(qū)，這些家族色彩極濃的企業(yè)集團又主要出自廣東潮汕、客家和福建泉州、福州僑鄉(xiāng)。如印尼主要的華人企業(yè)集團中，三林集團的林紹良、鹽倉集團的蔡道行、力寶集團的李文正祖籍都是福建福州僑鄉(xiāng)，巴里多太平洋集團的彭云鵬祖籍廣東潮汕僑鄉(xiāng)；馬來西亞主要華人企業(yè)集團中，郭氏兄弟集團的郭鶴年祖籍福州僑鄉(xiāng)，云頂集團的林梧桐和豐隆(馬)集團的郭令燦祖籍都是泉州僑鄉(xiāng)；菲律賓主要華人企業(yè)集團中，亞洲世界集團的鄭周敏、陳永裁集團的陳永裁、Summit控股集團的吳奕輝、楊應琳集團的楊應琳、首都銀行集團的鄭少堅祖籍也是泉州僑鄉(xiāng)；泰國4大金融華人企業(yè)集團的首腦有3個祖籍潮汕僑鄉(xiāng)、1個祖籍客家僑鄉(xiāng)，7大工業(yè)企業(yè)集團的首腦有5個祖籍潮汕僑鄉(xiāng)、1個祖籍福建、1個祖籍海南，八大農基工業(yè)企業(yè)集團的首腦中有5個祖籍潮汕僑鄉(xiāng)。
在這些國家祖籍五邑僑鄉(xiāng)的大華人企業(yè)集團很少。祖籍五邑的大集團大財團在香港、澳門較多，也有像利氏家族這樣的商界巨擘，不過從總體實力上看，祖籍潮汕、客家僑鄉(xiāng)的大集團大財團似超過五邑。五邑和潮汕僑鄉(xiāng)各有一所大學，即五邑大學與汕頭大學，它們都是由海外鄉(xiāng)親、港澳同胞提議興建的，各自得到鄉(xiāng)親支持的方式很有意思。汕頭大學為香港商界巨擘李嘉誠先生一人資助，投入資金已達14億港幣。五邑大學由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共同支持，尤以香港同胞出力最大，總投人已近2億港幣。雖然我們不能夠簡單地將資助金額的多少與兩大僑鄉(xiāng)在外鄉(xiāng)親的經濟實力完全劃等號，不過也能夠說明一定的問題。
(四)與家鄉(xiāng)的聯系更為緊密，“根”的意識更為濃厚。
海外移民與家鄉(xiāng)的聯系有內在的機制，并通過一定的形式來體現。廣東、福建僑鄉(xiāng)海外移民的動機最初都是為了掙更多的錢回來改變家鄉(xiāng)的環(huán)境，改變親人的生活境遇；掙錢以后回鄉(xiāng)娶媳婦、建房、買地，是所有海外鄉(xiāng)親的共同心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落葉歸根”意識，更強化了他們的這種觀念和行為。家鄉(xiāng)年邁父母少妻幼子渴望改變生活的殷殷期盼、對未來擁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和老婆孩子熱被窩的熱切憧憬，是身在異域它鄉(xiāng)的華僑們能夠面對任何艱難屈辱痛苦而奮斗不息的動力所在，這是他們心中的希望和目標。多積攢下一些錢也就多了一份實現愿望的能力，哪怕自己過的是非人的生活，也都有了生存的意義。絕大多數華僑不斷地從自己少得可憐的勞動報酬中摳出來的血汗錢匯回家鄉(xiāng)，以此拉緊了他們與家鄉(xiāng)的聯系，家鄉(xiāng)親人的生活同時逐漸增加了對海外游子的依賴，家庭、村落、墟鎮(zhèn)點點滴滴的變化都打上了華僑們的烙印。五邑籍海外移民與僑鄉(xiāng)的這種聯系比其它僑鄉(xiāng)表現得更為突出。
首先，從僑匯來看。廣東乃至全國在20世紀30年代接受的來自美洲的僑匯比來自東南亞的僑匯要多，美洲的僑匯經常占全國僑匯總數的1/3或1/2，在美洲僑匯中來自美國的僑匯又占67%—76%；如前所述，五邑僑鄉(xiāng)的華僑主要在美洲，潮汕、客家僑鄉(xiāng)的華僑主要在東南亞，因此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以前，五邑僑鄉(xiāng)的僑匯就多于潮汕和客家僑鄉(xiāng)的僑匯，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五邑僑鄉(xiāng)來自美洲的僑匯在全國僑匯中的地位也非常突出。1929年以前，僅臺山一縣來自美國的僑匯就有1000萬美元，占當時全國僑匯(8100萬美元)的1/8。1930年臺山的僑匯猛增至3000萬美元，幾乎占全國僑匯(9500萬美元)的1/3；太平洋戰(zhàn)爭結束以后，五邑僑鄉(xiāng)因戰(zhàn)爭而中斷的僑匯迅速恢復，數額巨大；而潮汕、客家僑鄉(xiāng)的僑匯反比戰(zhàn)前減少，與美洲僑匯形成鮮明的對比。1946年廣東全省僑匯為245億國幣，其中來自東南亞的只有83億，另外162億則來自美洲。當年五邑僑鄉(xiāng)每月僑匯收人是500萬美元，臺山縣1946年每月的僑匯收入就達到425萬美元。而潮汕、客家僑鄉(xiāng)每月只有400萬港幣，約合80萬美元。
我們再來跟福建泉州僑鄉(xiāng)做一個對比。泉州僑鄉(xiāng)的僑匯收人在福建占有絕對重要的地位，據估計，20世紀初占全省的95%，20年代后半期占94%弱，30年代前半期約為90%，1938年為70%(另一種估計該年占56%)。1931年僑匯收入為7200萬國幣，1939年達到1.2億國幣。五邑僑鄉(xiāng)的僑匯收入大大超過泉州僑鄉(xiāng)，僅一個臺山縣1929年1000萬美元的僑匯收入折算成國幣就有4000萬-5000萬元，1930年3000萬美元僑匯則高達1.2億—1.5億元國幣。
在全國重點僑鄉(xiāng)中，五邑僑鄉(xiāng)的僑匯收入不僅數量大，而且與家鄉(xiāng)經濟發(fā)展、社會穩(wěn)定的相互依存關系更為緊密。據研究，廣東僑匯的絕大部分是用于贍家養(yǎng)眷，1862年至1949年用于投資的僑匯為2.1%，最高時期也不到4%(1919-1927)，捐獻性僑匯也十分的少。因此，可以說，不少于90%的僑匯是用在養(yǎng)家糊口上了，僑匯完全是僑鄉(xiāng)的命根子。這一點，五邑僑鄉(xiāng)對它的依賴更大。潮汕僑鄉(xiāng)依靠僑匯維持生活的人口是4/10—5/10，而五邑僑鄉(xiāng)人口對僑匯的依賴比前者多，如開平就有7/10的人口靠僑匯維生。華僑更多的臺山依賴僑匯過日子的人口，決不會比開平少。所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僑匯中斷，遍布五邑僑鄉(xiāng)的僑眷僑屬失去了經濟來源，變賣房產田地，賣兒鬻女骨肉分離的慘劇像瘟疫一樣在僑鄉(xiāng)蔓延，牽涉的人口、家庭之多，當在各僑鄉(xiāng)之上。戰(zhàn)爭結束后，五邑僑鄉(xiāng)僑匯的迅速恢復和急劇增長，明顯具有一種補償性，其實也從一個側面說明。
如上所述，五邑僑鄉(xiāng)在海外的移民絕大多數是勞工階層，數額巨大的僑匯具體分攤到每一個華僑身上并不多。這個特點也正說明了時刻情系家鄉(xiāng)的五邑籍華僑之多之廣泛，長期持續(xù)不斷的僑匯流人僑鄉(xiāng)每一個華僑家庭，表現了海外赤子與家鄉(xiāng)無法割斷的聯系是那樣的緊密。有一位美國華僑寫過這樣一首詩：“日用行需宜省儉，無為奢侈誤青年。幸我同胞牢緊念，得些薄利早回旋�！比A僑們省吃儉用獲得的也只是微薄的一點積蓄，想到的首先是帶回家，家鄉(xiāng)的父老親人時時讓他們牽掛于心。
其次，從華僑人口的性別構成看。二戰(zhàn)以前，五邑籍華僑集中的美洲，華僑人口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調，唐人街是個單身漢的社會。如美國，1860年華僑男女比例是18：1，1890年擴大到20：1。在一些大城市華僑集中的唐人街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狀況更為嚴重，紐約唐人街在20世紀初男女比例是110：1，到1940年才下降到6：1。這種情況在潮汕、客家、泉州華僑集中的東南亞就大為不同。新加坡華僑社會1860年男女比例是14.4：1，1881年下降為5.1：1，1891年再降為4.7：1，1911年是2.8：1，1931年為1.6：1。馬來聯邦華僑社會1901年男女比例是10：1，1911年下降為4.6：1，1931年達到2.05：1。菲律賓華僑社會1918年男女比例是13：1，1933年大幅度下降為4.6：1，1939年再降為3.2：1。泰國華僑社會1921年男女比例是5.6：1，1929年下降到2.3：1，1937年更降到1.7：1。印度尼西亞華僑社會男女比例從19世紀后期以來一直都比較正常，比如華僑移民較早的加里曼丹1880年是1.7：1，1900年為1.4：1，1930年是1.3：1，同年全印尼為1.5：1。
顯然，美洲華僑社會男女性別比例長期嚴重失調，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也比東南亞華僑社會高得多。這種差別直接影響到各國華僑社會組成家庭的難易。大量五邑籍華僑年輕力壯在一個男女比例失調極其嚴重的社區(qū)要想找到一個配偶(還不管她是否稱心如意)，組成家庭，簡直是天方夜譚。他們只有把娶媳婦成家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家鄉(xiāng)，僑居國終究不是久留之地，不論是年輕人還是中老年人，最終他們都是要回國的，因為那里才有他們渴望的家。故鄉(xiāng)的“家”對他們不僅是一個心理上的寄托，更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追求；“落葉歸根”對他們不僅是一個傳統(tǒng)觀念，更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行為。
無疑，潮汕、客家、泉州的華僑在男女比例不太失調的社會里結識異性的機會多得多，比較容易找到自己比較滿意的配偶，落地生根地組成自己的家庭。這樣，與故鄉(xiāng)“家”的聯系逐漸變?yōu)榕c宗族的聯系，故鄉(xiāng)的“家”漸變?yōu)樽婢铀�，減少了以自己為核心的家庭的直接感受，演變成一個具有文化優(yōu)勢的意識(我們來自經濟文化發(fā)達、歷史悠久的“唐山”)；“落葉歸根”更多地成為尋祖的行為，作為一種傳統(tǒng)觀念形態(tài)深留在自己頭腦之中并在后代中延續(xù)。
(五)中外文化交融，深入到僑鄉(xiāng)社會的各個角落。
移民是文化的傳播者，海外移民不論是到社會經濟發(fā)展程度低于中國的東南亞，還是到已經完成工業(yè)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北美洲，都會將中國的文化傳到僑居國，同時將異域文化帶回來，必然在僑鄉(xiāng)形成中外文化的碰撞。中外文化的碰撞是在多方面展開的：文化教育最為突出。各個僑鄉(xiāng)都由華僑出資開辦了新式學校，西方的教育思想在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得到實踐；各種圖書室在僑村出現，使遠離城鎮(zhèn)的農村青少年接受到外界社會的新信息；醫(yī)院的創(chuàng)辦，讓僑鄉(xiāng)農村的民眾見識了西醫(yī)的治療方法和技術；因一些華僑在海外信仰了基督教、天主教，西方教會的勢力開始在僑鄉(xiāng)發(fā)展，教堂尖頂上高聳的十字架在召喚善良的人們對異域宗教的選擇；排球、桌球等西方體育活動走進了僑鄉(xiāng)青年的業(yè)余生活。人們的日常生活用具出現了一些在非僑鄉(xiāng)地區(qū)看不到的“洋玩意”，生活習慣也摻雜了一些外來的色彩，咖啡、西餐進人了人們的飲食。這樣的文化碰撞在廣東、福建各個僑鄉(xiāng)都能夠見到。
另一方面，五邑籍華僑華人從北美洲帶回來的西方文化對僑鄉(xiāng)造成的沖擊更為劇烈，導致中外文化的碰撞交融在五邑僑鄉(xiāng)表現得非常的強烈、非常的顯形，涉及面之廣之深，在其它僑鄉(xiāng)少見。比如僑刊，這是僑鄉(xiāng)一種特有的雜志，有“集體家書”之稱，他本身就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外來文化交匯的載體。五邑是全國僑刊鄉(xiāng)訊最多的僑鄉(xiāng)，僅一個臺山縣，1949年以前就有122種。1987年全國共有近150種僑刊，廣東占103種；1990年廣東省僑刊發(fā)展到126種，五邑就占了74種。90年代后期，五邑的僑刊已經發(fā)展到86種。五邑僑鄉(xiāng)各個村委會、各個姓氏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僑刊鄉(xiāng)訊，僑刊的普及說明外來文化觸及僑鄉(xiāng)傳統(tǒng)社會面之廣。再比如語言，它是中外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五邑僑鄉(xiāng)各階層的語言都滲透了外來語的因素，這一點在全國僑鄉(xiāng)還是很少見的。五邑尤其是臺山至今流行著很多獨特的語匯。例如：“好”稱“骨”(Good)，“很好”稱“偉里骨”(Very ood)，“好球”稱“骨波”(Good all)，“郵票”稱“市擔”(Stamp)。稱老太婆為“老緬婆”就更是一種獨創(chuàng)了，“緬”是英語男人(Man)的讀音，老人稱為“老緬”，在“緬”字后面再加一個“婆”字就成了老太婆的代稱。五邑僑鄉(xiāng)流行的一些有獨創(chuàng)色彩的語言不少還流行到了廣東其它地區(qū)。
僑鄉(xiāng)建筑更是最充分地反映了中外文化交融在五邑僑鄉(xiāng)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建房是所有華僑的一大追求，全國各個僑鄉(xiāng)在清末民初都出現了一個房屋建設的高潮。有意思的是，五邑僑鄉(xiāng)的鄉(xiāng)土建筑完全有別于其它僑鄉(xiāng)。最大的區(qū)別是，其它僑鄉(xiāng)的房屋建筑基本上保留了當地傳統(tǒng)的建筑樣式，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色彩極濃。比如，潮汕僑鄉(xiāng)農村的僑房一般是具有潮汕傳統(tǒng)風格的“四點金”或“下山虎”，大戶華僑的僑房主要表現為用材的考究，面積的廣大，工藝的精美，而型制還是傳統(tǒng)式的；客家僑鄉(xiāng)的建筑仍然多是“大圍屋”。
但是，在五邑僑鄉(xiāng)，西方建筑文化滲透到了鄉(xiāng)土建筑的各個方面，形成了獨有特色的一種類型。
首先，僑村建設之初均有規(guī)劃，村落布局呈縱橫垂直交錯的棋盤狀，各戶宅基整齊劃一，道路、排水系統(tǒng)根據地形進行統(tǒng)一安排；家畜飼養(yǎng)等附屬建筑集中建設在村旁，實行人畜分離；房舍是“三間兩廊”或“五間兩廊”，統(tǒng)一從側面開門；大量用了西方的建筑材料；在房屋的窗、柱、門的造型上引進了西式建筑的樣式；房屋門楣、窗楣的壁畫或泥塑的圖案、花紋明顯吸收了西方建筑藝術的因素。
其次，一些在建筑型制上以西方洋樓風格為主的建筑群聳立在田野之間。比如，臺山端芬鎮(zhèn)汶秧村村面首排14戶9幢房屋全是兩層西式洋樓，建筑式樣基本一致，東面5幢洋樓的涼臺護攔采用外凸的曲線型造型，既增加了空間又給風格統(tǒng)一的村首屋面建筑增加了活潑的變化，有幾分浪漫的氣息。門楣和窗楣多采用圓拱或三角形造型，飾以西洋山花。類似這樣的村落在臺山、開平還有不少。
再次，數千座碉樓更是凸現了五邑僑鄉(xiāng)鄉(xiāng)土建筑的中西合璧風格。碉樓雖然不是五邑僑鄉(xiāng)獨有的，但是數量之多類型之豐富而且成為鄉(xiāng)土建筑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全國僑鄉(xiāng)乃至非僑鄉(xiāng)村落建筑中都是獨一無二的。碉樓建筑的西方風格非常突出，不僅僅是主要使用從香港引進的水泥(紅毛泥)、鋼筋、坤甸木等建筑材料和西方建筑工藝，更表現在其上部的造型上。碉樓的廊、柱、頂、窗、門大量使用了西方建筑樣式，比如樓頂就有平臺式、穹窿式、涼亭式，柱就有西方不同時期的造型和柱飾，有的四角建有英國城堡式的回廊、柱又帶有意大利文藝復興建筑的特點�？梢哉f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各種建筑風格在碉樓身上都可以找到縮影，而且它很好地將各種風格協調地糅合在一起自成一格，使人很難說某座碉樓是哪個國家哪個時期的建筑風格。
第四，大量興建在五邑僑鄉(xiāng)的“廬”將一般僑房與碉樓的功能相結合，成為僑鄉(xiāng)又一種僑房建筑，其實它就是一種別墅。廬一般為兩三層，開間高大，窗戶較一般僑房寬敞，主樓正面的裝飾浮雕往往是一些象征西方文化的圖案，如帶翅膀的小天使等；門柱、頂層廊柱多為古羅馬的式樣，窗戶和柱頂造型也以西方古典式為主，在屋頂四周和門楣頂設有槍孔發(fā)揮著碉樓的功能。廬一般為比較富有的僑戶住宅，它是財富的象征，五邑僑鄉(xiāng)至今仍然將一些高層的樓房稱為“廬”。
第五，西方建筑風格滲透進了宗祠建筑。祠堂是祭祀祖宗的家廟，血緣崇拜的圣殿，正俗教化的場所，其建筑理當更加講究中國傳統(tǒng)的風格。可是，在五邑僑鄉(xiāng)最固守傳統(tǒng)建筑風格的祠堂也被“西化”了。開平荻海的風采堂是余氏家族的祠堂，是一座3進15廳堂6院的兩層建筑，外觀既有嶺南傳統(tǒng)祠堂建筑肅穆端莊、規(guī)整有序的風格，又有西方建筑的浪漫氣息。祠堂重心所在的中路主廳堂——風采堂，采用了中國傳統(tǒng)建筑中極其少見而西方很常見的聯柱結構形式，其中柱的形態(tài)豐富多變，有濃郁的西洋風情，柱頭融合了愛奧尼克式和科林斯式的花式，檐底托板具有明顯的巴洛克建筑的痕跡。風采堂前的拜廳以4根鐵柱支撐屋架，鐵柱間的鐵花裝飾圖案又有著伊斯蘭建筑的神韻，十分精美獨特。東西兩齋更具西洋建筑風格。開平塘口鎮(zhèn)強亞村委會子宅村九二方公祠、臺山端芬鎮(zhèn)曹凹村曹氏祠堂等都是這種中西結合的典型建筑。
在其它僑鄉(xiāng)也不是沒有類似五邑僑鄉(xiāng)這樣的中西結合的僑房，但是多建在縣城或鄉(xiāng)鎮(zhèn)，深入到廣大農村的極少，而且外來建筑文化因素對鄉(xiāng)土建筑的滲透面也比五邑僑鄉(xiāng)小得多。僅此而言，五邑僑鄉(xiāng)鄉(xiāng)土建筑在全國僑鄉(xiāng)或非僑鄉(xiāng)建筑中占有無可替代的地位。
從上述語言、文教、建筑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認識：五邑僑鄉(xiāng)廣大民眾如此自覺、主動地接受了外來文化，說明他們具有更加開放、自信的心態(tài)；如果說華僑文化本身就是中西文化全面融合的產物，那么五邑籍華僑華人、五邑僑鄉(xiāng)的文化就更好地體現了華僑文化的這一特質。
二、五邑籍華僑華人的生存環(huán)境分析
如果我們上面對五邑籍華僑華人類型特征的分析是可以成立的話，自然就會引出另一個問題：這些有別于其它僑鄉(xiāng)海外移民的特征是哪些因素和機制促成的呢？簡單地講，這與五邑籍華僑華人在居住國所處的政治、經濟、文化環(huán)境有直接的關系。
(一)不同社會發(fā)展進程對五邑海外移民的影響
五邑僑鄉(xiāng)向北美的大規(guī)模移民是1848年以后的事。當時的中國是清朝政府統(tǒng)治下日落西山的封建專制社會，政治僵化，技術落后，經濟衰退，民不聊生。而以貧苦農民為主體的五邑籍華僑進入的美國，則是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工業(yè)革命推動了經濟的迅速發(fā)展、文化的繁榮、人們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的轉變，華僑們對此感到十分的陌生和新鮮，觀念上受到的沖擊非常強烈。同時，他們也明顯地感受到了這個社會的“敵意”。
作為已經進人更高層次文明的美國民眾看待這些異國異族異教移民的態(tài)度和行為，在最初的好奇之余，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了高傲、鄙視和排斥。1854年加尼福利亞州最高法院的判決書是這樣污蔑華人的：“華人在這個州是一群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人。除非在需要時，他們不會承認任何州的法律。他們帶來了偏見和族群間的仇殺，而且不顧法律的約束公然進行械斗……。他們不能把文明和知識發(fā)展到一個更高的層次。他們與我們在語言、觀點、膚色和體形特征等方面都不一樣。在他們和我們之間，自然已經造就了一種不可跨越的鴻溝�！边�有的人攻擊：華人由于抽鴉片、迷信、崇拜神像而墮落，他們是“一個沒有自我尊嚴的民族，一個沒有雄心大志的民族，一個沒有真理的民族，一個沒有對自由的熱愛的民族”�！叭A人不可能被同化，吸收進我們健康的基督教文明�！比A人是一群皇權主義者，憎恨自由制度，不欣賞美國制度和美國思想。這些議論明顯帶有政治偏見、種族歧視和對事實的歪曲，是別有用心的，這一點在后面還要談到。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華僑與美國社會的文化沖突是一個客觀的存在。華僑是一個弱勢人群帶著封建弱勢文化進入到以白人為主體的資本主義強勢文化環(huán)境之中，華僑與當地白人之間的相互好奇和不適應都存在。中國政府政治落后、經濟貧弱、外交無能，讓自己的同胞在資本主義強權國家沒有尊嚴，尤其在長期實行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政策的美國，華僑只能處于劣等民族的地位；習慣于臣民思維的華僑來到強調公民意識的社會表現出來的逆來順受，并不會被所有擁有公民權的白人認可，還誤解他們不熱愛自由；華僑內部的族群爭斗以及解決糾紛的械斗方式，給習慣靠法律進行調解的白人以華僑自甘墮落、缺乏秩序的印象；早期華僑大多是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農民，加上語言不通，使白人誤以為中國文化低等落后而增加他們自己的文化優(yōu)越感，慢慢就形成一種蔑視的態(tài)度。社會心理是種族歧視的基礎之一，所以，上述種族歧視言論并不完全是一些反華人士的鼓噪，它也有相當的社會基礎；社會上的歧視又會因排華政治運動而加深。
一個封建弱勢文化人群在一個資本主義強勢文化環(huán)境中奮斗的艱辛，在東南亞基本上不存在。中國自漢代以來便與東南亞各國有著密切的經濟、文化、政治聯系，東南亞國家對中國長期形成了一種“朝貢”關系。高度發(fā)達的中國封建文明在東南亞各國廣泛傳播，先進的技術、各種生產生活必需品乃至風俗習慣都源源不斷地進入東南亞，受到當地統(tǒng)治者和民眾的歡迎，東南亞民族對待中國文明和中國人一直懷有崇敬之心。即使成為殖民地以后，西方文化也傳人了東南亞，當地民眾和統(tǒng)治者仍然對中國人比較優(yōu)待。文化上的差異使主要來自潮汕、客家、泉州僑鄉(xiāng)的華僑沒有遇到五邑籍華僑在北美洲所遇到的文化上的歧視和排斥，他們時時還會有似曾相識的感受。
中國與華僑不同僑居國社會進程的差異，必然使華僑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和他們對待異域文化的態(tài)度有所不同。
因此，五邑籍華僑一方面由于在北美洲的生存環(huán)境非常的艱難，巨大的文化差異帶給他們心理上的痛苦是東南亞華僑難以體會的，因此他們對家鄉(xiāng)的思念就更為強烈，“落葉歸根”意識更是深植在心中。另一方面，由于長期在西方文化氛圍中生活，五邑籍華僑只好順應潮流，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他們恰恰以開放的心態(tài)接受了它，自覺或不自覺地改變了自己的一些生活習慣、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這些轉變不僅使他們逐漸調整了與當地文化的心理距離，減輕了一些不適應感，同時也十分明顯深刻地改造了自己的家鄉(xiāng)。中西文化在五邑僑鄉(xiāng)碰撞交融之激烈、廣泛、顯形，與華僑自身的變化有直接的關系，它實際上就是封建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在華僑身上碰撞的體現。
(二)不同政治、社會環(huán)境對五邑海外移民的影響
在美國，從一開始五邑籍華僑就受到歧視和迫害。美國是五邑籍華僑最主要的僑居國，加利福尼亞州就是早期五邑籍華僑最主要的淘金地，該州對待華僑的態(tài)度和政策對后來美國政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1853年，加州州長約翰·畢各勒發(fā)表了加州官員的第一篇反華言論，提出了剝奪華僑合法權利的主張，從此加州華僑的命運開始走下坡路。1854年，加州最高法院作出裁決，確認華僑在加州既沒有資格人籍，也沒有權利在法庭上作對白人不利的證詞。1858年，加州議會又通過“防止華人和蒙古人種向這個州的繼續(xù)移民”法案。到19世紀60年代，加州已經建立了一套控制和管理華僑的政策和制度。應該說，加州的排華傾向當時總體上受到其它州和聯邦政府的反對，1872年參議院幾乎通過了給予華人人籍權的法案。但是，反對種族歧視、反對排華的力量仍然沒有阻擋住排華勢力的膨脹，社會上存在的文化差異和沖突被一些別有用心的利益集團和政客所利用，加以夸大、歪曲、渲染，借以推動國家政策的制定。1875年國會通過了第一個與華人移民有關的限制性法案，它成為美國移民法律史的一個分水嶺。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第一個排華法案，華僑通過歸化成為美國公民的大門被徹底地關上了。五邑籍華僑進入了長達60年的黑暗時期，他們在司法制度上被剝奪了最基本的平等法律保護權，在政治上被剝奪了成為公民的權利，在社會上必然要遭受各種偏見、敵視和迫害。這股排華的浪潮后來還波及到加拿大、澳大利亞這樣一些五邑籍華僑集中的國家。
反觀東南亞，并沒有出現像美國、加拿大這樣的排華運動，華僑受到的是另一種政策對待。西方殖民統(tǒng)治者在東南亞面對的是散居在群山密林之中汪洋大海般的土著人口以及眾多的華僑，僅靠殖民者是無法對土著居民和華僑社會實施有效管理的；語言的障礙更增加了直接管理的困難；華僑已經成為當地社會經濟發(fā)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沒有語言障礙，與當地政府和居民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再加上西方殖民者來到東南亞的目的之一是為了獲取中國的經濟利益，所以要完全拋開華僑直接與當地土著或中國開展貿易活動根本不現實。于是，各殖民政府在一種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對華僑采取的是兩面性的政策：招徠、依靠、利用，限制、打擊甚至屠殺。具體做法是將華僑社區(qū)與土著居民相對隔開，分而治之；華僑社會內部實行自治，委托可以信任的華僑社會首領管理華僑事務。由于中國與東南亞有長期密切的經濟、政治、文化聯系，華僑給當地政府和人民帶來了種種實際的好處，東南亞各地方政府基本上對華僑采取的是善待政策，允許華僑社會實行程度相當高的自治，擁有拓地、貿易、管理華僑聚居區(qū)域的全權，豁免兵役、勞役。
與五邑籍華僑在北美遭受的境遇很不同，東南亞地區(qū)的華僑政策、社會環(huán)境比較寬松。殖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基本上是鼓勵華僑遷入東南亞的，鴉片戰(zhàn)爭以后，東南亞華僑人口數量呈不斷增加的勢頭。比如英屬馬來亞在19世紀40年代華僑約5萬人，1911年為91萬人，1921年是117萬人，比19世紀40年代增長了22倍；菲律賓1886年華僑有9萬多人，1918年達13萬人，1939年增長到30萬—40萬人。一些以東南亞為主要遷入地的僑鄉(xiāng)海外移民的數量一直呈上升趨勢，如潮汕僑鄉(xiāng)，1868年以前每年移居暹羅的華僑為1.75萬人，1900-1906年間每年4萬人，1918-1927年間每年也有3.6萬人。
五邑籍華僑在北美一開始就受到人籍權的困擾，他們被當作不能夠被同化的異類，天然的劣等民族，受到虐待和迫害。一位美國律師就曾經作過這樣一番描述：“我本人曾親眼看見華人在舊金山第二大街下的碼頭登岸的情景。我住在林肯山上，在去市區(qū)時常常路過第二大街。我曾看到他們從輪船上下來，看見沿街的白人少年在他們路過時毆打他們，另一些人則紛紛向他們扔東西——土豆、石塊等等一切隨手可以抓到的東西。我常常看見中國人被打破腦袋血流滿面。這種情況我從朋友那里也常常聽到，他們也是目擊者�！�
在一個充滿敵意、常常迫害華僑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中，五邑籍華僑的遷移心理不穩(wěn)定，很難有長期的發(fā)展計劃，只能作短期的打算。全國性排華運動興起之后，散居在農場、礦山的華僑有的向城市唐人街集中，更多的人則打起行裝憤然返回祖國，在美國華僑的人數逐漸下降。1890年，美國華僑為10.7萬人，10年后減少到8.8萬人，1910年再降到7.1萬人011J1920年更減少到6.1萬人，有一種估計在美華僑的人數是由排華運動前最多時的25萬人下降到1920年的6萬多人。
1888年，美國國會通過臭名昭著的斯考特法案，單方面宣布1882年頒發(fā)的華僑勞工回美證無效，使2萬多名華僑再不能回到美國，即使他們在美國有家庭有財產。
歧視性的政策，又中斷了一些還希望返回美國的五邑籍華僑的移民行為。
與東南亞不同的還在于，美國的排華思潮一開始就帶有明顯的性別歧視。185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規(guī)定一名外國婦女如果本身不具備人籍的資格(只有白人才具備人籍資格)，即使同美國公民結婚也不能夠成為美國公民。雖然當時這個法案不是專門針對華人婦女提出的，但它實際上對華人婦女移民產生了阻礙作用。1875年通過的移民法案提出，禁止輸入以賣淫為目的的婦女。美國國會認為中國傳統(tǒng)的禮教不允許本分的婦女出國，到美國的都是妓女。這樣一種極其荒謬、歧視的論調給華人婦女出國與丈夫團聚造成了威脅。所以，我們看到五邑僑鄉(xiāng)極少婦女出國，基本上都是年輕力壯的男性出洋“淘金”。早在全國排華令通過以前，加利福尼亞州華人客商會館就在致加州州長的一封信中指出：“華人至本埠者甚多，乃獨自孤身而來，不攜家眷，蓋中國良家婦女，緣多裹足深閨，不慣風波，甚難攜家遠涉重洋，而今也有來者，非盡無也�！蔽逡丶A僑并不是不想在美國組成家庭，或夫妻團聚，但是在一個歧視華僑而且給華人婦女身上潑了臟水的社會，如何能夠使人對家人性命和家庭財產有安全感，“因屢有禁止華人來此之令，各懷疑未能安心挈眷而來”。
東南亞的殖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卻鼓勵華僑眷屬前往。早年出國的華僑在有了一定經濟基礎后便改變了對當地社會的態(tài)度，從而改變了他們的計劃，從旅居者轉變?yōu)槎ň诱�，第一個步驟就是紛紛將自己在家鄉(xiāng)的眷屬接出國，安家于僑居地；一些華僑青年或親自回鄉(xiāng)或以照片在家鄉(xiāng)相親，不少女青年便隨“水客”或親友出洋成親。一位原籍廈門禾山的菲律賓華僑是這樣回憶他的父母的：“父親年青時就到了蘇祿，后來又回故鄉(xiāng)成親。我的母親是禾山仙岳人，父親和母親結婚后，把母親帶到蘇祿，后來又遷往三寶顏。我有一個姨母嫁給禾山圍里一位姓陳的，后來他們舉家來菲，去了宿務。另一個姨母嫁給了禾山殿前一位姓陳的，后來他們一家也去了宿務。”
這樣，以東南亞為主要移民目標的潮汕、客家、泉州以及其它僑鄉(xiāng)，婦女出國的人數自然就會比五邑僑鄉(xiāng)多得多。比如，廈門僑鄉(xiāng)1878-1901年出洋的女性華僑為30826人，年均1284人。
1878年僅前往馬來亞(含新加坡)的女性華人是1818人，10午后增加到5375人，1900年達到123293。
女性華人的到來，使東南亞的華僑社會出現了很多核心家庭，在新的土地上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男性華僑在享受正常的人倫家庭之樂的同時，與家人共同拓展事業(yè)。
政策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的這些區(qū)別，對不同僑鄉(xiāng)的華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第一，不同國家的華僑社會出現前述不同的男女性別比例，東南亞華僑社會核心家庭多(除了與本族通婚，東南亞的華僑與當地異族女性通婚的情況也比北美洲的五邑籍華僑多)，而北美洲五邑籍華僑社會男女比例長期嚴重失調，出現以單身漢為主的畸形現象。
第二，由于組成核心家庭更容易，東南亞華僑的遷移心理和遷移行為一般比較穩(wěn)定，他們更傾向于作長期的發(fā)展計劃。北美洲的五邑籍華僑這方面的穩(wěn)定性較弱，遷移心理不穩(wěn)定，遷移行為比較短期。家鄉(xiāng)才是自己最終的歸屬，只有在家鄉(xiāng)才能夠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是他們堅定的信念。
這兩點告訴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五邑籍華僑最愛國最愛家鄉(xiāng)，全球所有的華僑華人都有濃厚的愛國愛鄉(xiāng)情結、落葉歸根意識。五邑籍海外移民之所以與家鄉(xiāng)的聯系更為緊密，“根”的意識更為牢固，是他們所處國家的政策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逼迫他們難以在異國他鄉(xiāng)與家鄉(xiāng)的女青年成親，或將家人接往僑居地(商人可以)，絕大多數人只能把家安在故鄉(xiāng)，把根留在家鄉(xiāng)，這自然也就增加了對家鄉(xiāng)對親人更直接更具體更實在的牽掛。
第三，與家鄉(xiāng)與親人更直接更具體更實在的聯系，又決定五邑籍華僑將他們積攢的血汗錢盡可能多地匯回家鄉(xiāng)，或資補家用，維持家庭的發(fā)展，“吾臺(按：臺山)男界，出洋者眾，婦女在家……，惟日盼夫婿匯款，以供家用”；或為自己將來回鄉(xiāng)，養(yǎng)老告終創(chuàng)造條件。而潮汕、客家、泉州等僑鄉(xiāng)在東南亞的華僑有一些人已經將自己的家庭安在了當地，家鄉(xiāng)留下的是年邁的雙親，他們首先要維持的是自己的家庭，其次才是家鄉(xiāng)的父老，因此不可能像五邑籍華僑那樣將自己積累的血汗錢大部分匯回國內。這是五邑僑鄉(xiāng)的僑匯多于其它僑鄉(xiāng)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經濟發(fā)展條件對五邑海外移民的影響
司法、政治方面的權利被剝奪，五邑籍華僑必然遭受到經濟上的迫害和歧視。
首先，占有生產資源和經濟負擔不平等。五邑籍華僑去北美洲的第一個高潮是由美國加州發(fā)現金礦引起的，但是一開始在礦坑、礦井的占有上就受到歧視，他們只能在白人已經采過認為無利可圖的廢舊坑穴里淘金，如果華僑們淘得的數量超過一定限量，白人就會來加以驅趕。1852年，加州許多礦區(qū)不準華僑開礦，不許華僑擁有礦產。不僅如此，加州政府還對華僑課以歧視性的“外國礦工稅”，華僑礦工每人每月要繳納4美元。在1850—1870年的20年間，加州政府共收取了509萬美元的外國礦工稅，其中華僑繳納了490萬美元，占總數的96.36%。僅此一項就可看到華僑承受的稅務負擔是多么的不公平。所以，不少華僑離開了礦區(qū)，走向鐵路工地和農場。19世紀中葉以后，華僑在東南亞不論進入農業(yè)還是工礦業(yè)，在生產資源的占有上并沒有遇到這樣的歧視，限制他們的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同樣是開礦，馬來亞是世界上最大的產錫國，1850-1882年華僑幾乎包辦了當地的錫礦業(yè)，到1925年華僑在馬來亞錫礦業(yè)中占有56%的產量，后來因資本和技術原因其長期的支配地位才被西方殖民者取代。
其次，在行業(yè)準人上受到歧視和限制。繼開礦之后，橫貫美國東西部的鐵路建設和加州農業(yè)的發(fā)展，形成了五邑籍華僑移民美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高潮，緊接著全國性的排華運動形成。在長達61年的排華黑暗時期，華僑們難以進入美國資本主義工業(yè)體系，有60多種行業(yè)禁止他們從事，比如鐵工、銅工、紙廠、面粉廠、電線廠等。華僑們只好退入唐人街，以不與白人搶飯碗的洗衣、餐飲、雜貨等服務業(yè)為其經濟支柱。而東南亞的華僑早在19世紀中葉以前已經積累了一定的商業(yè)資本，到殖民地的自然經濟受到嚴重破壞、資本主義工業(yè)、農業(yè)、交通、金融業(yè)得到發(fā)展的19世紀后半葉，一部分華僑的商業(yè)資本也開始轉向產業(yè)。除了金融業(yè)被西方殖民統(tǒng)治者壟斷外，華僑進入其它行業(yè)并沒有受到很多限制，華僑商業(yè)資本投資的生產領域比較廣泛。
第三，美洲的五邑籍華僑與東南亞的潮汕、客家、泉州等其它僑鄉(xiāng)的華僑在經濟方面走上了不同的發(fā)展道路。五邑籍華僑以服務業(yè)為主，即使有的人進入了輕工業(yè)，也是干與白人無爭或少爭的工作，如雪茄煙、火柴、制衣、家具等。作為經濟支柱的服務業(yè)，不論洗衣、餐飲，還是雜貨，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技術要求低，投資小，屬勞動密集型行業(yè)。一塊搓板、一些肥皂、一個熨斗和熨衣架，再加上一個狹窄的房間，洗衣店就可以開張了。這種經濟模式與受到歧視和迫害的華僑的心理狀態(tài)是基本適應的，對于沒有長期事業(yè)發(fā)展打算并不想定居的人來講，靠自己的體力和最小的投入獲得較多的效益，是最合理的行為。五邑籍華僑被迫選擇的這條道路，可以使他們發(fā)展成為中小業(yè)主。二戰(zhàn)以后，在北美洲堅持下來的五邑籍華僑靠服務業(yè)過上了衣食不愁的比較穩(wěn)定的富足生活；但是難以壯大為在國民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工商家旗。因為，資本積累慢。與故鄉(xiāng)家庭、親人的密切經濟聯系，也必然影響他們的資本積累過程。東南亞的華僑經濟依賴19世紀中葉以前積累的商業(yè)資本投向礦業(yè)、工業(yè)、農業(yè)種植園、航運業(yè)，發(fā)展為產業(yè)資本；20世紀前期，一家家華僑銀行的創(chuàng)立，華僑的產業(yè)資本逐漸向金融資本挺進，從而形成了在世界上很有代表性的華人家族集團，大大提高了華僑的經濟地位，他們的投資和經營對所在國家或地區(qū)有很大的影響。
不同經濟條件促成的不同經濟發(fā)展模式，以及由此確定的不同經濟地位，又影響到不同僑鄉(xiāng)華僑華人的文化心理。中小業(yè)主的經濟模式使絕大多數五邑籍華僑具備援助家鄉(xiāng)親人的經濟能力，為鞏固家鄉(xiāng)觀念提供了物質基礎。潮汕、客家、泉州等僑鄉(xiāng)的東南亞華僑最初是依賴家族關系保障其資本安全與經營的順利發(fā)展的，當他們成長為工商家族后，因為要尋求在海外的獨立發(fā)展，業(yè)緣關系超過了血緣的重要，血緣的聯系必然逐漸被利益的聯系所取代，鄉(xiāng)土觀念也就會隨之衰退。比如海外潮商開始拋棄回歸鄉(xiāng)土宗族的念頭，更重視小家族的獨立發(fā)展，追求在城市的獨立發(fā)展就是一個例證。
前述不同僑鄉(xiāng)的僑匯差別，同時也與這樣一種產生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文化心理有關。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華僑類型特征的出現，深受華僑所處的不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huán)境的影響。法律、政策決定他們的社會處境和經濟地位，后者致使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華僑形成特征鮮明的心理狀態(tài)和行為特點。
(來源：江門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