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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回憶“研紅”中的胡適
紅學(xué)界將2005年稱為“周汝昌年”。這位雙耳失聰、右眼視力只有0.01的87歲高齡的“研紅”專家對筆者笑說，他不太喜歡“紅學(xué)家”這個稱謂，也不喜歡“紅學(xué)界”這個說法，但他和“紅樓”卻是有夙緣的——在他很小的時候，母親手中有一部日文版的《石頭記》。他那時太小，看不懂，就丟下了。后在南開中學(xué)讀書，常和后來成為散文名家的同學(xué)黃裳在一起“談紅”，一度甚至想英譯《紅樓夢》。
周汝昌先生在今年內(nèi)已出版了《周汝昌夢解紅樓》、《紅樓無限情：周汝昌自傳》、《定是紅樓夢里人》、《紅樓十二釵》、《紅樓真夢》、《和賈寶玉對話》、《我與胡適先生》等數(shù)本紅學(xué)著作。此外，還有《紅樓夢詩詞》等幾本已列入出版計劃。不久前的一個周末，老人還在家人的攙扶下，出現(xiàn)在北京三聯(lián)書店，展開“‘研紅’中與胡適先生的交往”的講座，并簽售《我與胡適先生》一書。
他真正走上“研紅”之路始于1947年。那時他還是燕京大學(xué)西語系的學(xué)生。他的四哥周祜昌讀“亞東”版《紅樓夢》卷首胡適的考證文章時注意到，胡適先生談及，自己手中有敦誠的《四松堂集》，而未覓得敦敏的《懋齋詩鈔》，深以為憾，就寫信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周汝昌。周汝昌到燕京大學(xué)圖書館一查，居然一索即得。敦誠、敦敏是曹雪芹生前最好的朋友，詩集中自然有寶貴的史料。于是，周汝昌據(jù)此撰寫了一篇關(guān)于敦敏詩集中《詠芹詩》的介紹文章，在《民國日報》副刊發(fā)表后。胡適先生看到后即回信切磋，信也在報上發(fā)表了。
周汝昌對筆者回憶道，1948年6月的一天，當(dāng)時還是燕京大學(xué)學(xué)生的他到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的胡適先生府上造訪。胡適先生親自將《甲戌本石頭記》遞到他手里，后又托人將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頭記》送給他——正是由于這段因緣，1948年，周汝昌完成了《紅樓夢新證》這部被譽為“一部紅學(xué)劃時代作品的重要專著”。該書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時洛陽紙貴，三個月內(nèi)連著再版三次，當(dāng)年的研究者們幾乎人手一冊。
此后，周汝昌由四川大學(xué)外文系講師調(diào)到北京的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任編輯，成了學(xué)界“紅人”；也由于這部書，他在后來的政治運動中變成了“資產(chǎn)階級胡適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由“紅”變成了“黑”：1968年被關(guān)進“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勞動。
正如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周汝昌命途多舛，繼1954年雙耳失聰之后，1974年又因用眼過度，兩眼近乎失明，僅靠右眼0.01的視力治學(xué)至今。
他最癡迷的還是曹雪芹。曹雪芹癡迷，著紅用了10年；周汝昌更癡迷，“研紅”用了60年。周汝昌癡到什么程度？癡到不記得自己家人的生日，卻對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記得一清二楚。正如老人所言，癡，方能執(zhí)著，方能鍥而不舍——方能無退，即不悔。他引用老子的話：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在他看來，不見、不聞乃是抵御聲色的要義。
女兒兼助手周倫苓介紹說，由于目損，他不愛看電視，每天堅持用兩層放大鏡疊起來看報讀書。又由于左耳失聰，右耳戴助聽器，家人須在他耳旁大喊大叫才行。筆者的采訪也是在這樣的大喊大叫中進行的。
老人目損后，仍堅持在紙上筆走龍蛇。以前用毛筆，現(xiàn)在是用一枝很粗的鋼筆，寫出來的字如核桃一般大，兩行常混作一行或者幾個字疊加在一起。
談到今天的紅學(xué)界，老人說，他因目疾，了解不多，印象是比較沉悶，沒有新見解、新突破。但他說自己是一個樂觀者。這個沉悶是一個過渡時期，那一個契機、因緣到了，紅學(xué)就會有一個新氣象�！叭臧桑曛�，紅學(xué)界會有一個突破。”（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徐懷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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