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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究竟是經濟發(fā)展的萬能藥？還是經濟波動和經濟危機的罪魁？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話題。但是，不管是歡呼還是悲哀，沒有人能置身其外。從前有句老話：惹不起，還躲不起？可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惹不起，可能也躲不起。因為你無路可逃，只有順應潮流。
幾天前，在上海浦東黃浦江邊的香格里拉大酒店，舉行了一個題為“走經濟全球化之路：中國在新世紀的機遇與挑戰(zhàn)”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者中才俊匯集。他們不少已經獲得國外著名大學的終身教授，這些捧著"金飯碗"的海外經濟學人，對于中國的問題，有著不同的視角與見解。他們的觀點也許難免偏激，但卻值得關注。因為，希望中國好起來，是他們由衷的愿望。
全球化：天賜良機莫錯過
回顧五百年來三次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歷史過程和基本特點，根據(jù)各國對經濟全球化的不同反應，美國沙凡那州立大學經濟史教授洪朝輝將世界各國大致分為“不知不覺”、“后知后覺”、“半知半覺”和“先知先覺”四大類。
洪認為，“四小龍”屬于“半知半覺”一類。因為它們盡管創(chuàng)造了經濟奇跡，但由于忽略或壓制了政治民主，過度強化國家對市場的控制，導致經濟發(fā)展的后勁嚴重不足，成為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大原因。
目前的中國大致也屬于“半知半覺”，因為盡管中國上下已經認同全球化的理念和趨勢，但大多局限于經濟全球化的層面，尚未全方位地推動非經濟領域的全球化，還是堅持“中體西用”和“經濟四化”，其后果可能是事半功倍。
洪朝輝認為，全球化至少可以給中國提供四大啟示：
順：自十五世紀以來，盡管全球化的發(fā)展常常出現(xiàn)起伏，但全球貿易、市場、資本、技術和信息一體化的趨勢，卻始終不變。面對潮流，你可以堅持自己的價值判斷和政治立場，也可以對此不滿反對甚至抗議。但為了生存與發(fā)展，你絕不能自外于潮流，甚至逆潮流而動。不然的話，無謂的反動，只能是自殺式的螳臂當車，印第安人的悲劇就是明證。全球化不可能完美，但不完美的全球化不能成為不參與的理由，只有參與，才能減少全球化的偏差，限制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全：世紀之交的全球化首先是市場的全球化，而市場的全球化必然要求信息全球化，這樣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和教育自由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與此相配合，必然要求法制全球化`民主全球化和政治行為全球化。也就是說，中國現(xiàn)行的法律政體和觀念必須與國際接軌。
深：近代全球化的深度主要由“四化”來體現(xiàn)：即工業(yè)化、城市化、市場化和民有化。眼下，中國的工業(yè)化、城市化和市場化都有發(fā)展，但民有化仍沒有正常的發(fā)育，尤其是土地民有化的尚未出現(xiàn)。眾所周知，在公有、國有產權主導下的市場交易行為不可能得到私人資本的有力支持。
新：中國必須創(chuàng)造具有自我特色的高科技產品，以非常手段開放市場、開拓市場、占領市場，并以非常措施開放信息渠道鼓勵信息交流。只有如此，中國才有機會后來居上。
洪認為，雖然不可避免地要應對無數(shù)挑戰(zhàn)，但全球化對于屢失機遇的中國來說，是一次全球化乃是千載難逢的選擇。中國既需要以工業(yè)化、城市化、民有化和市場化來深化對全球化的參與，更需要以信息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法制全球化、民主觀念全球化以及政治行為全球化，來全方位地推動自身的全球化。
警惕"后發(fā)劣勢"
或許是因為經濟改革進展到一定程度，遇到了厚厚的硬殼，使得當前許多經濟學家比任何時候都關注政治改革。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系講座教授楊小凱認為，經濟改革只是憲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經濟改革與憲政改革之間的關系，落后國家期望經濟改革得到的“后發(fā)優(yōu)勢”最終將成為“后發(fā)劣勢”。
人們常常說“后發(fā)優(yōu)勢”，說的是落后的國家可以通過學習先進國家的成熟技術和經驗，少走彎路�！安戎鴦e人肩膀攀高”，這對于后進的國家，堪稱幸事。
但楊小凱認為，后發(fā)展的國家可以模仿發(fā)達國家的技術，并在短期內取得令人驚嘆的增長績效。然而，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支撐，當模仿的潛力已經耗盡，或者勞動分工的網絡變得日益復雜的時候，這種策略的長期代價將大大超過它贖買既得利益平滑轉型獲得的短期利益。因為“這種體制沒有自我制度創(chuàng)新能力及相關的制度基礎設施。”
楊小凱認為，中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令人矚目的增長績效主要歸功于其落后的起始發(fā)展水平和模仿新的出口導向型工業(yè)化模式的新機會，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毛澤東的行政分權和國有企業(yè)對臺灣和香港新發(fā)展模式的一個混合體。這個意義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蘭格的市場社會主義，不同于中央計劃和企業(yè)統(tǒng)一國家所有權下模仿老的資本主義工業(yè)化模式的斯大林的社會主義，也不同于不仿效任何資本主義經驗的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楊小凱提示，不能用技術的模仿以及由此帶來的短暫繁榮推遲甚至代替制度的變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否則，當模仿的潛力耗盡以后，失敗或許在所難免。經濟改革是憲政規(guī)則轉軌的一部分，轉軌的速度和時間由它的推動機制所決定�！叭绻狈椪刃蚝头ㄖ危赡軐е轮贫然膰覚C會主義，統(tǒng)治階層的假公濟私和腐敗的前仆后繼�！�
楊小凱稱自己的研究是“非常技術型”的，但他的觀點常常無法回避現(xiàn)實的問題。比如他曾指出，在中國，由于規(guī)則的制定者、仲裁者、執(zhí)行者和參與者往往都由相同的組織安排，便制度化了國家機會主義。國家機會主義可由政府對私人企業(yè)進入重要行業(yè)的控制來說明。中國就有一個不允許私人企業(yè)從事的行業(yè)表，這些行業(yè)包括銀行業(yè)郵政和電信業(yè)、鐵路、航空、保險、航天工業(yè)、石化、鋼鐵、出版、批發(fā)業(yè)、新聞等。
楊小凱稱，加入WTO以后，中國政府必須清除許多與國際規(guī)則不相融的制度規(guī)章，中國的憲政必須與國際接軌，這是中國融入全球化潮流的必要條件。
經濟觀察報 2001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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