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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五大再次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突破了在國企改造方面的體制性障礙。一些經濟學家和專家紛紛在報上發(fā)表文章或談話，對公有制的多種實現(xiàn)形式做了肯定，不少人甚至還談到了國企改造的具體的技術性問題。但遺憾的是，我們的專家們并沒有回答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即如何保證社會公正。
搞公有制的多種實現(xiàn)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全民財產的再組合、再分配，涉及全體公民的切身利益。現(xiàn)在，禁區(qū)被突破，各地方是否會出現(xiàn)五花八門的公有制實現(xiàn)形式？說得更明確點，全體公民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是否會通過這些形式不公平地大量流入私人的腰包？
賣掉一些國有企業(yè)這本身無可非議。關鍵是我們現(xiàn)有的體制能否保證這些企業(yè)能以公平的價格，在公開、透明和公正的基礎上賣給私人？如何防止其中的腐��？對負責資產評估和買賣的有關部門是否有足夠的監(jiān)督？買主的資金是否干凈？如何避免使黑錢合法化？拍賣國有資產的收入將用于何處及如何使用？
現(xiàn)將一次有我在場的私人聊天片斷摘錄如下：哥們（一位生意人）準備找點事干，在某省盤一個國有小企業(yè)，給當?shù)貒Y局的人塞點錢，讓他們在評估這個企業(yè)的資產時作點手腳，我來一個低價買進，稍加修理后重新評估，再高價賣出，賺一差價；大企業(yè)咱玩不起，弄點小的問題不大。沒錯（另一生意人發(fā)話）！這是條路子。手里有個企業(yè)還可以從銀行弄來抵押貸款，接著倒騰，那可就大發(fā)了。哥們也得趕緊著，趁亂撈一把，否則，過兩年一規(guī)范化，就沒什么戲了。
事實上每當一個改革措施或政策出臺時，甚至在此之前，根本用不著經濟學家們去點撥，不少人自然會聞風而動，各顯其能，拼著命地去鉆政策的空子，迫使政策走形，其對政策、法律、國情、人情乃至市場規(guī)律的全面了解，操作技術的花樣之多，影響宏觀經濟的能力之大，足以令不少經濟學家們自愧不如。因此，我們的經濟學家們與其在那里生怕別人不懂似地宣講某些實用理論，不如仔細研究一下：如何使那些投機者不致在改革開放的幌子下走得太遠、太離譜，如何使全體公民苦苦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不致通過新政策、措施和法律的漏洞而流入私人的腰包，如何避免改革措施出臺一段時間后一次次代價高昂治理整頓，并向政府提出有關建議。遺憾的是，這次生意人再次走在了專家們的前頭。
一些國有企業(yè)搞了或準備搞所謂職工內部股。且不論這類職工股權是否僅僅是一種象征，這本身是否是在私分國有資產（主要指那些將企業(yè)的資產按人頭平攤為職工股份或職工可以用大大低于市場的價格購買本企業(yè)股份的做法）？因為，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造成的結果是，很難分清哪部分資產是誰在沒有政策或計劃性優(yōu)惠和補貼的條件下創(chuàng)造的，所以根本不能確認誰應對再分配有優(yōu)先權。想想那些工作了幾十年的老工人，那些在公共部門服務了幾十年的老干部、老職員，那些仍在不同的國有部門盡職盡力的勞動者，僅僅因為他們離退休、下崗或偏偏在一個不能實行股份制的崗位上工作，就無權從全民在幾十年中共同積累起來的資產中獲得一小份，這公平嗎？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是否可參考國外的經驗教訓？
無論是發(fā)達國家、東歐和發(fā)展中國家中的轉軌國家，在對國有企業(yè)進行改造時大都成立了專門的臨時機構（部、委或局），并制定來一整套有關政策、法規(guī)和計劃，以保證改造在法治和公正的基礎上有序地進行。是否可以請國際多邊機構和有經驗的外國專家參與改造？
以上所述問題的要害是：如何改造國企才能使老百姓感到公平合理？如果不能，就可能造成普遍的心理嚴重失衡和不滿，進而引起社會爆炸，到頭來不僅這筆帳會算在改革者頭上，中華民族更將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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