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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慶祝日航風波圓滿解決懇談會”的結束，“日航事件”被有關各方視為“圓滿解決”。 一場群情激昂的“民族斗爭”居然以“敵我”雙方共同“慶祝”的形式收場，事件中被媒體爆炒、且最牽動國人敏感神經(jīng)的核心--“民族歧視”問題竟然被有關各方淡化為烏有，這本身就夠耐人尋味的。 首先對此不滿的恐怕是一些媒體。難道被這些媒體爆炒了半年之久的所謂“民族歧視”問題竟不值一提或純屬虛妄？這叫媒體怎么下臺？在29日當事雙方達成和解協(xié)議后舉行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在預先知道結果的情況下，一些媒體記者的情緒異常激動，無秩序地搶問，以比其他記者更大的聲音來爭奪話語霸權，甚至出現(xiàn)了兩起記者之間的對罵事件。這在國內(nèi)以往的新聞發(fā)布會上恐怕絕無僅有。自然，一些記者要一個勁兒地追問“民族歧視”的問題，得到的答案也自然令其失望。
現(xiàn)在，這些媒體面臨三種選擇：其一，接受這一結果，并理性地反思自己的言行，從中汲取足夠的經(jīng)驗教訓；其二，默認這一結果，但只當自己毫無過失，以后該怎么著還怎么著；其三，拒絕接受結果，繼續(xù)追究“民族歧視”問題，將民間商業(yè)糾紛中的“民族斗爭”進行到底。顯然，明智的選擇是第一種。
當然，新聞界也不是沒有明白人。據(jù)說，在一次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召集各大媒體老總參加的專題討論會上，有不少人發(fā)表了理智之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在場的中國乘客代表。但遺憾的是，在“民族斗爭”的“大是大非”面前，這種理智之見是那樣的軟弱，以致不敢見報。盡管如此，這些理智之見及其持有者還是悄悄地對事件最終的解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中國媒體挽回一些聲譽。如此看來，當事雙方都對曾著實興風作浪一番的媒體表示感謝，確有緣由，而不簡單是為了給媒體一個臺階下。
但剩下的問題依然是，在中外民間商業(yè)糾紛中到底有沒有“民族歧視”或“民族斗爭”？我以為，可以說有，因為強勢一方的直接當事人很難避免對弱勢方直接當事人的某種歧視性態(tài)度或表現(xiàn)，正如國內(nèi)大城市的不少服務人員見到外地“老帽兒”就情不自禁地要欺辱一下一樣；也可以說沒有，因為外國企業(yè)是盈利組織，而非奉行民族主義的政治機構，“民族歧視”和“民族斗爭”壓根不可能成為外國企業(yè)的經(jīng)營理念或方針，他們比市場經(jīng)濟的新手們更了解“歧視性待遇”對自身及其市場的危害，特別是在經(jīng)濟全球化的今天。
既然如此，為什么“民族歧視”或“民族斗爭”總是以往中外商業(yè)糾紛中的主調(diào)呢？我以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直接當事人的態(tài)度或表現(xiàn)與其所在公司的經(jīng)營方針往往被混為一談（那些騙子公司、追求短期利益的公司則另當別論）。所以，作為當事一方的外國公司總是死不承認“民族歧視”，以致不敢確認其直接當事人有歧視性表現(xiàn)，生怕這等于承認整個公司在搞“民族歧視”；而作為當事另一方的中國消費者則一口咬定受到外國公司的“民族歧視”，因為他們可能確實在外國公司的直接當事人那里感受到了某種歧視。于是，問題就在“你歧視我了”-“我沒有歧視你”，“你必須承認”-“我絕不承認”這樣的框架內(nèi)打轉，糾纏不清，雙方也就難以擺脫敵對狀態(tài)，而各自的實際權益問題則被“民族歧視”的迷霧遮蓋起來。更由于歷史的原因，國人對“民族歧視”極度敏感，既然問題已經(jīng)被拔到了這樣的高度，作為當事一方的中國消費者似乎肩負起了“民族斗爭”的偉大使命，要妥協(xié)便可能成為民族敗類，而斷案的法官和專家也面臨在“民族英雄”與“民族敗類”之間作選擇的壓力，律師更是如此，日航的律師王曉濱一開始就要冒著被罵為“漢奸”的風險。于是，案子由于摻入了眾多復雜因素，往往久拖不決。最后，等媒體風暴一過，案子可能被悄悄處理掉。我實在看不出這對糾紛的解決、國人觀念的轉變和中國的法治建設有什么益處。
隨著中國入世，中國人和外國人在經(jīng)濟領域的交往將不可逆轉地大量增多，糾紛自然也會大量增加。在這類糾紛中，如果我們總是很樂意一開始就設想自己是那種人見人欺的角色，以便全力證明自己的不可欺性，結果只會在世人眼中成為只顧自我感覺、不講游戲規(guī)則的另類。因為，在經(jīng)濟全球化和和平與發(fā)展為主題的今天，人們在經(jīng)濟領域中更看中的是平等競爭和實際利益，更需要的是法治精神，一切“歧視性非國民待遇”問題最終只能根據(jù)統(tǒng)一的游戲規(guī)則，依靠有關各方的理性態(tài)度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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