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汪文風(fēng)
1979年1月4日，在京西賓館三層大會議室，舉行了重建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會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選的100名中央紀委委員中，只有97名委員到會，還有3名“文革”創(chuàng)傷未愈，只能告假住院。
中紀委委員絕大多數(shù)是曾經(jīng)擔(dān)任過中央和國務(wù)院部、委、辦、局正、副部級的老一輩的革命工作者，只有五六人是一般干部，但也有四十八、九快到五十的年齡了。絕大多數(shù)人，是從“四人幫”被粉碎后邁出監(jiān)管場所的，其余幾個，也是好不容易才逃脫了“四人幫”的迫害，“漏網(wǎng)”下來的。列席會議的各部、委、辦、局的負責(zé)同志們，也是反復(fù)被“炮轟”、“打倒”、“油炸”、“火燒”下幸存下來的。這么一些人聚在一個大廳里，你推我，我攘你，互相揶揄著：“你還活著呀！”“咦，你還沒有死……�！薄肮毙�不止。
主席臺上，坐著陳云、鄧穎超、胡耀邦、黃克誠、王鶴壽等領(lǐng)導(dǎo)同志，以及新當選的中央紀委副書記。他們相互之間點頭微笑，抬手招呼，有的還互相問候幾句。
臺上最活躍的是鄧穎超大姐。她一會兒跟陳云同志商量一陣工作，一會兒跟耀邦同志交換意見，一會兒在黃克誠同志耳邊說上幾句，一會兒又叫住王鶴壽同志談一談，顯現(xiàn)出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學(xué)生領(lǐng)袖，三、四十年代的中共談判代表的職業(yè)特點。
宣布開會了，臺下臺下靜了下來。首先，是由耀邦同志一個一個地叫著出席會議的中央紀委委員的名，然后是一個一個地在位子上站起來，耀邦同志僅憑記憶，介紹著每一個同志的革命歷史，說：“這是秋收起義的”，“這是南昌起義的”，“這是湘鄂贛的”，“這是鄂豫皖的”，“這是川陜的”，“這是瓊崖的”……在陳云同志講話間隙，鄧大姐又向陳云同志示意了一下，然后拿過話筒，插話說：“汪文風(fēng)同志，散會后不要離開，我有話對你說�！睍h工作人員又重復(fù)了一遍鄧大姐的意思：“汪文風(fēng)同志，會后請在原坐位上稍等，鄧大姐有話對你說�！�
豈知，會議中場休息時，鄧大姐在中央組織部干部陳文偉同志引領(lǐng)下，就來到了會場當中我的座位旁。鄧大姐拉著我的手，返身向會議主席臺走去。鄧大姐親切地問我：“你是從哪里到北京來的？”我回答說：“1954年大區(qū)撤銷，我是從西南局《新華日報》來的�！编嚧蠼阌株P(guān)切地問：“在重慶你還認識哪些同志？”我說：“曾島、鄭小南、田伯萍，還有于剛、張友漁、熊復(fù)等�！编嚧蠼阌謫枺骸巴钅鲜伦儠r，你在哪里？”我說：“當時我只有十來歲，主要是在東水門、望龍門碼頭幫人扛行李，打點兒零工什么的，搞幾個錢吃飯。”鄧大姐似乎恍然有悟地笑了，親切地轉(zhuǎn)換話題說：“我現(xiàn)在很忙。你代我去看看張友漁、于剛同志，轉(zhuǎn)達恩來同志生前和我本人對他們的惦念�！鄙酝＃盅a充說：“他們倆的問題，已經(jīng)清楚了，不久就會解決的�！蔽覀冊谥飨_與幕后隔著的一塊大幕布掩護著的許多棱子間挑了兩個落座，鄧大姐的秘書趙煒同志和中央組織部干部陳文偉似乎有意回避了。鄧大姐又指示說：“聽說，天安門廣場上又出現(xiàn)了一些詩詞，還有寫我的。你告訴你的同志們，凡是寫我的，都不要去搜集，主要是搜集寫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的�！蔽艺f：“您不也是老一輩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嗎！”鄧大姐謙虛地說：“主要是搜集歌頌毛主席的，恩來同志和劍英同志、陳云同志們的。”
在這次中央紀委全委會后，中央紀委又召開了幾次常委會，我被指定列席參加。每當見到鄧大姐時，我都主動地靠近她入座。每當我走近，她總是和靄地笑笑，表示出親切的感情。我見她在會議中途上廁所，總是費力地站起來，趙煒有時又來不及在她身邊扶住她，她就自己走去。她的大腦好像已難完全指揮她的雙腿，走得很快，但不穩(wěn)當。我十分耽心，后來果然聽說她在家里摔倒了，發(fā)生了骨折。了解情況的同志都說，鄧大姐老人家就是太好強了。
一次，我寫的反映重慶解放前對敵斗爭的長篇小說《霧城斗》，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了，我特地給鄧大姐寄去一本。我說，這是反映我黨地下斗爭的，我知道您很忙，沒有時間來看小說，您就把它插在您的書架上，我就心滿意足了。不久，鄧大姐處專門通知我，大姐說不是把我寫的書插在書架上，而是要放在她辦公桌的玻璃板上，有空就翻閱幾頁。
有一次，重慶出版的大型文藝雜志《人間》，登了一篇我寫的關(guān)于童懷周的文章，我把雜志送了一份給鄧大姐。在《人間》的同一期上，還登了一篇陳璉同志遭到“四人幫”迫害的文章，其中談到陳璉之父陳布雷，多有夸獎之詞。鄧大姐見了，特別找了兩個老同志，要他們轉(zhuǎn)告我，并要我轉(zhuǎn)告重慶的同志們，對一個人的歷史，要實事求是，不能因為他的兒子、女兒好了，他個人的反動歷史也可以被說成好的了。我復(fù)印了鄧大姐的意見，連同兩位老同志給我的來信，一起寄給了當時重慶的市委書記廖伯康同志，以引起《人間》編輯同志們的注意。
鄧大姐十分關(guān)心我的工作作風(fēng)問題。她說，你到中央機關(guān)來工作，我們很歡迎。你不要學(xué)他們那些，剛一來就要專車，專門的司機，這不好。我聽了她的話，直到70歲時才配了車。
我出差到云南西雙版納，那里的熱帶植物園培育著一種小小的、鮮嫩的、紅得透人心肺的紅五角星花。我采了點兒花種，并給鄧大姐寄去一小包。她很高興，說一定要她身邊的同志把它種在西華廳，讓云南西雙版納的紅五角花在庭院里盛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