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亞非:中國國內治理經驗可供全球治理借鑒
作為G20輪值主席國,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和秩序中發(fā)揮著怎樣的作用?一帶一路倡議會是此次G20峰會的“中國方案”嗎?
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區(qū)國僑辦的一間辦公室里,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了國僑辦原副主任、外交部原副部長何亞非。
何亞非曾歷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長,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大使等職,然而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是第一任中國G20事務協調人,從2008年到2010年,親歷了G20從部級磋商機制走向代表全球治理新風向的領導人峰會的過程。
何亞非告訴北青報記者,今年主辦G20峰會,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全球治理的核心圈,并將以中國思想、中國方案推動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變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
親歷
發(fā)展中國家從一小步變?yōu)椤白街髯郎稀?/strong>
見證中國一步步走到舞臺中央,無疑是中國外交官在職業(yè)履歷中感觸最深的經歷。
作為彼時直接接觸G20機制的外交官,在何亞非看來,這個1999年創(chuàng)立的財長和央行行長磋商機制已經發(fā)生了變化。他在《中國與全球治理》一書中寫道,2009年是現代全球治理的轉折之年,以中國為代表的發(fā)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機制改革中的命運發(fā)生重大變化。
G20升格的緣由
G20峰會在華盛頓和倫敦已召開兩次,效果不錯。各方覺得用這個機制來協調國際經濟事務可能是個理想的平臺。
何亞非曾在自己的書中回憶道,中國、美國、英國當時都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表明,七國/八國集團難以承受承擔管理全球經濟事務的重任,應該由二十國集團取而代之。
他向北青報記者描述了當時的國際形勢:2008年包括美、英在內的西方國家認為原來處理全球事務的G7集團難以應對世界性金融危機,G7國家當時GDP已下降到全球總量的50%左右,而中國、印度、巴西,特別是中國占全球經濟總量比例、對全球治理的影響力都在提高。這種情況下,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全球經濟危機,需要發(fā)展中國家和發(fā)達國家攜起手來。為此,美國等西方發(fā)達國家主動與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協商,考慮用一個合適的機制,大家想到了G20,但是G20級別不夠,部長級,所以提議部長機制升格為元首級峰會。這就是G20升格的緣由。
經過反復磋商討論,中國與美、英等國最終達成基本共識,G20應該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這一共識最終在2009年9月G20美國比茲堡峰會上被領導人審議通過。
參與全球治理的一小步
在何亞非看來,現在的G20領導人峰會機制形成經歷了一個過程,而且這與全球治理的演變過程不無關系。
他對北青報記者講述了背后的邏輯,過去在全球治理中,發(fā)展中國家沒有太多發(fā)言權,出現轉折先是在2003年。當時法國是G7(G8)的主席國,在法國與瑞士隔水相望的日內瓦湖畔依云小鎮(zhèn)召開G7/8峰會。這次會議的特點是第一次破天荒邀請了5個發(fā)展中大國(中國、印度、墨西哥、巴西、南非)共商國際經濟事務,后來演變成“G8+5”。
2003年以后每年G8開會都找這5個大國元首去商量。這種協商機制使主要發(fā)展中國家更加深入地參與全球治理,但是顯然并不平等。G7/8可能開一兩天峰會,對五個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可能就吃頓早飯、午飯,或者磋商一兩個小時就結束了。G8+5機制對于發(fā)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固然進了一步,可只是一小步。
“終于坐到主桌上了”
G20最終升格為峰會,對于中國的意義又是什么?何亞非清楚地闡釋道,這是中國第一次進入了全球經濟治理核心,因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常之一,中國的全球政治、安全治理權利沒有問題,擁有話語權和決策權,但作為經濟大國,制定規(guī)則的權利不足,G20升格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舞臺,終于站到全球治理的舞臺中央了,用彼時印度總理辛格的話來說,就是“終于坐到主桌上了”。
對話
中國角色 世界經濟不是缺錢的問題而是信心問題
北青報:舉辦G20峰會,能夠給杭州帶來什么?
何亞非:從中國經濟來說,杭州所在的浙江省地處沿海,改革開放也走在前沿,比如民營經濟積極活躍、新型經濟業(yè)態(tài)較多、華人華僑也多,所以選在杭州開G20是很有道理的,相信杭州和浙江將展現創(chuàng)新經濟發(fā)展這方面優(yōu)勢,代表中國經濟的發(fā)展方向。G20對杭州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和促進,肯定會芝麻開花節(jié)節(jié)高!
北青報:從2008年中國參加華盛頓峰會開始,您作為親歷者也見證了中國參與G20的歷程。中國的貢獻是什么?
何亞非:我覺得中國的貢獻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全球治理理念也就是思想方面的貢獻。習近平講,我們要貢獻中國思想、中國方案,對于G20我們首先貢獻的是中國思想。比如大國合作、共同應對危機的“同舟共濟”精神。用習近平的話講,就是建設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這個世界不可能是零和博弈的局面,不可能維持“我經濟好、你經濟差”這樣的不平衡局面。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中國發(fā)展新理念——創(chuàng)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條均體現于杭州峰會會議主題和議題上,中國成功的國內治理經驗是可以給全球治理作為借鑒的。
另一方面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實踐貢獻,包括中國方案的貢獻。譬如中國給IMF救助盤子承諾更多資金支持。2008年首次G20華盛頓峰會上,中國發(fā)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國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一系列措施,對G20其他成員有推動作用,G20成員特別是大國集體行動,給市場傳遞了信心——你看我們主要經濟體團結一致,世界經濟就不會垮,世界經濟實際上不是缺錢的問題,而是一個信心問題。
北青報:您曾提到,中國的“五年規(guī)劃”是當今世界各國中堅持時間最長的經濟增長戰(zhàn)略,設計G20“全球經濟協調體系”時可參考中國的規(guī)劃經驗,您認為具體可參考哪些中國經驗?
何亞非:這點與中國在參與G20事務和全球治理中提供思想的引領有關系,比如中國經濟有規(guī)劃性,“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配合比其他國家要好,這是中國治理國家的成功經驗。世界經濟就沒有這樣的規(guī)劃性,相對混亂些,這也是為何中國講,世界主要經濟體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我們國內講協同發(fā)展,比如一帶一路倡議、京津冀協同發(fā)展、長江經濟帶幾大戰(zhàn)略都是協同發(fā)展,全國一盤棋,并且與區(qū)域經濟和世界經濟相銜接。現在世界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很大,要是歐洲現在有一個國家破產,整個歐洲就會陷入危機,并將風險傳遞給整個世界經濟。在全球化時代,沒有哪個國家能獨善其身,因此需要大家經常性地協商、協調。
還有中國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時提出,讓市場發(fā)揮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地發(fā)揮政府的作用。我們兩只手合作、配合做得還是很好的,這就是中國成功的治理實踐,世界經濟治理也可以借鑒。
一帶一路 華人華僑面臨與改革開放同樣重要的新機遇
北青報:有學者提出,將“一帶一路”構想納入G20行動計劃必將強力促進世界經濟發(fā)展。您覺得這么說有道理嗎?在現在世界經濟形勢不太樂觀的情況下,中國會給世界經濟增長出哪些主意?
何亞非:過去世界經濟用的是美國推崇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十條,事實證明所有按照這個模式做的國家,經濟都出現了問題,陷入這樣那樣的“陷阱”。與此同時,中國幾十年的發(fā)展模式,摸著石頭過河,探索了新的發(fā)展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和模式很多國家希望學習。我覺得中國發(fā)展模式可以根據各國國情予以借鑒,不要刻意“復制”。
我們確實提供了一個新的國際合作方案,一帶一路倡議正是這樣。一個國家富不算富,跟你交往的鄰居發(fā)展起來了,自己才能真正富裕,世界經濟才能真正發(fā)展。我們正是按照這個思路設計一帶一路倡議的。這是中國第一次辦G20峰會,又恰逢全球經濟增長持續(xù)乏力,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改革調整的重要關口,各國對于中國寄予厚望,希望中國經濟好,中國經濟的轉型能夠繼續(xù)引領世界經濟發(fā)展,比如經濟創(chuàng)新增長,這是杭州峰會主要議題之一,是中國帶頭設計的,跟我們自己的發(fā)展理念很契合。
北青報:您曾任職國務院僑辦,華人華僑應該是平時接觸最多的群體吧,您曾說華人華僑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大有作為。通過您的調研和研究來看,這些華人華僑現在都具體在做哪些事情?
何亞非:我確實做過這方面的調研和考察。海外華人華僑有6000多萬,數據顯示,現在中國60%的外資投資還是來自華人華僑資本。這些華人華僑都融入了當地社會,而且是跨文化人才,一帶一路建設等國際合作需要這種人才。華人華僑既可以溝通兩個文化,又可以在項目上牽線搭橋,提供人才資源。因此,華人華僑是我們的寶貴資源。華人華僑面臨著與改革開放同樣的一次重要的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機遇,因為改革開放初期也是華人華僑率先進入中國。
峰會議題 向“全球經濟指導委員會”轉變面臨挑戰(zhàn)
北青報:今年G20峰會有兩個“第一次”特別引人注目——第一次將發(fā)展問題置于全球宏觀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圍繞落實203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制定行動計劃。您認為中方作為二十國集團主席國,首次將發(fā)展問題置于G20議程的核心位置的出發(fā)點是什么?
何亞非:在第一次華盛頓峰會開始,我記得很清楚,中國就一直主張G20重視、聚焦發(fā)展議程。中國在完成聯合國千年發(fā)展目標(MDGs)方面已經發(fā)揮了表率作用,這次把發(fā)展問題正式列入G20議程表明中國的努力得到了G20成員的廣泛響應。中國不僅自己將認真完成2016-2030的聯合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SDGs),還將敦促G20成員作出高標準、嚴要求的國別計劃,給國際社會帶個好頭。
西方國家對發(fā)展問題一開始有抵觸,他們說還是應對金融危機吧,比如加強金融監(jiān)管,當然這也是要做的,但如果發(fā)展問題不解決,根本問題就解決不了。所以這次G20杭州峰會第一次把發(fā)展問題列入正式議程,是個重要的標志。從全球化受益的不是所有國家,受益程度不一樣,現在看全球貧富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拉大了,這和整個國際貿易體系是有關的。發(fā)展是硬道理,只有各國包括發(fā)展中國家都發(fā)展了,全球貧富差距才有可能縮小。以西方和非洲的貿易來說,非洲很多國家都是單一貿易體系,比如生產咖啡、糖,別的原來的宗主國不希望非洲發(fā)展,貿易體系的設計本來就不是合理的國際分工,非洲國家對咖啡等初級產品沒有定價權,進口的工業(yè)品也沒有定價權,這里面一剪刀差,經濟上就會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這些年,中國與非洲的貿易發(fā)展很快,傳統友誼繼續(xù)鞏固,中國是真心實意地幫助非洲國家實現工業(yè)化和可持續(xù)發(fā)展。一些西方國家對此就不樂意,抹黑中國。
北青報:您剛才也提及非洲問題,您曾在非洲司工作,西方媒體常有中國掠奪非洲、殖民非洲的言論,您認為這些年中國到底給非洲帶去了什么?和西方在非洲有什么不同?
何亞非:我剛才講了,中國幫助非洲發(fā)展是實現可持續(xù)發(fā)展,是要走工業(yè)化進程這條路的,也就是說理念就不一樣。西方總是攻擊中國“掠奪非洲”,其實他們是這樣做的,我們不是這樣做的。非洲可能把資源進口給中國,中國在非洲做的是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工業(yè)體系建設這樣的事情。
北青報:如何看待人民幣國際化這個熱門議題?
何亞非: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人民幣國際化是必然趨勢,多使用人民幣還可以穩(wěn)定國際金融體系,減少金融風險。世界銀行統計,已經有50多個國家外匯儲備中使用人民幣了。雖然中國的人民幣還不是世界儲備貨幣,去年我們加入了IMF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SDR)。IMF定的人民幣占SDR的比例是近11%,基本接近我們占世界經濟的總量,這很說明問題。
北青報:G20是因為金融危機而走向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假如危機過去,這個非正式對話機制會變成什么樣?
何亞非:從應對危機的機制逐步向“全球經濟指導委員會”這樣一個長期治理機制發(fā)展,這一轉型也面臨一些挑戰(zhàn),比如沒有常設秘書處,還有執(zhí)行力需要加強。這次杭州峰會在這方面會作出努力,中國的引領作用十分重要。在當前全球化形勢下,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溢出效應,比如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加息不加息對全球資金流動有很大影響,所以需要加強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這個有難度,需要大國的共識,需要大國有合作的意愿。我相信,杭州峰會在G20機制轉換方面能取得進展。
本版文/本報記者 趙萌 攝影/本報記者 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