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僑網6月22日電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新加坡海納百川，不少人選擇移民新加坡，也帶來他們的第二代。

　　對年輕的移民第二代而言，新加坡給予他們一個面向世界的舞臺。在兩代移民眼中，新加坡這些年的改變，是變好了，或是仍有不足之處？

　　新加坡是個海納百川的社會，“移二代”從年少時期隨父輩來新，成長、學習、就業(yè)、成家。跟以往的移民相比，“移二代”對父母的故鄉(xiāng)和自己成長的新加坡有何不同感受？兩地環(huán)境與文化有何沖擊？心中的歸屬感在哪里？

　　日前，新加坡宗鄉(xiāng)總會主辦的新移民與新加坡社會系列講座之“移二代的新加坡故事”，記者訪問兩位主講者——從事商業(yè)咨詢的杜英豪，以及即將邁出大學校園的陳譽誠，同時找來他們的父母一起分享融入本地社會的過程，以及對新加坡的情感點滴。

　　24歲的陳譽誠畢業(yè)于澳大利亞默多克大學(Murdoch University)，主修金融與市場；父親陳文平(52歲)是公司董事總經理，同時也是新加坡九龍會會長。

　　33歲的杜英豪從事商業(yè)咨詢，母親李世英(58歲)是退休人士，父親是新加坡天府會會長杜志強。

　　教育：求學道路選擇多

　　問：你們的孩子從小在新加坡接受教育，對教育制度有何看法？

　　陳文平：1990年，我單獨從香港來到新加坡打天下，只有香港中學文憑。我娶了新加坡太太，落地生根，1993年成為公民。1997年從船務業(yè)轉入房地產業(yè)，創(chuàng)造事業(yè)另一高峰。

　　香港學校規(guī)模較小，新加坡一些小學或中學設備齊全，有運動場或泳池等，香港中上層家庭，經濟能力稍好的，都選擇讓孩子進入國際學校求學，不想讓他們讀傳統學校。

　　陳譽誠：我在新加坡出世，接受教育，新加坡的求學道路選擇較多，O水準會考后，可以選擇初院、理工學院，公立和私立大學都可選擇。香港較好的幾所大學競爭非常激烈，因此學生相對比新加坡更用功。香港也不像新加坡，強制選擇課外活動。

　　李世英：我們全家于1991年從中國四川成都移民到新加坡，先生在中國是政府官員，我在婦聯工作。當時，新加坡家禽業(yè)的四個老板到四川視察業(yè)務，我先生以經貿委官員的身份負責接待工作。他們很賞識我先生，我們就這樣舉家移民到新加坡，先生受聘擔任殺雞廠廠長。

　　我們在中國衣食無憂，但是想想孩子長大后可能只是重復我們的腳印，沒有太大的突破。到新加坡能學雙語，跟世界接軌，孩子長大后眼界跟我們不同。我們希望兒子能完成我們的愿望，傳統家庭總希望下一代過得更好。

　　那時，一份薪水不夠生活，我也得出外打工，從事化妝品銷售工作。兒子小六會考時，我向老板要求兩個月假期，對方不肯，我干脆辭職，專心當陪讀媽媽，孩子的學業(yè)放在第一位。

　　杜英豪：我8歲來新，從完全不懂英文學起，剛開始英文考9分，數學考21分。第一年，學校上完課，回家補習，用功讀書，半年后跟上學習步伐。小四分流到快捷班，后來到華僑中學和萊佛士初院讀書，那是一段難忘的學習過程。之后到美國密歇根大學修讀政治學，畢業(yè)后有機會被選送到加拿大國會實習，在國務卿辦公室擔任秘書工作。加拿大的“亞洲移民潮”始于1992年，到1997年前以香港人為主，之后則以中國大陸移民為主，很多擁有投票權，開始對加拿大政治產生影響。加拿大的新移民融入問題與新加坡相似。

　　美國和加拿大的發(fā)展不錯，但是吸取經驗后，我決定回到新加坡，這里有我長期發(fā)展的計劃。當然，也想念自己的家。2009年回新，加入本地的私募基金工作，兩年后才到父親的人力資源公司上班。

　　父輩們經歷艱苦創(chuàng)業(yè)，通過打拼建立新的社會關系，作為“移二代”，我們的起點大不同，這一代重心基本在新加坡。我覺得當兵非常重要，跟同齡男生一起成長、成熟，from boys to men(從男孩變?yōu)槟腥?，這是一個關鍵的蛻變期。（林弘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