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僑網(wǎng)12月8日電 據(jù)澳大利亞《星島日報》報道，如果把國會視為一個小區(qū)，那么澳大利亞這個小區(qū)人口的特點就是“老人”“白人”“男人”眾多。盡管總理聲稱澳大利亞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化社會，國會卻是最不多元化的地方。

　　如果從多元化角度來觀察，雖然這個國家的亞裔人口逐涉增加，但他們在國會的代表長期嚴(yán)重不成比例。大多數(shù)政客是澳大利亞出生的英裔和歐裔人士。

　　全體國會議員中，僅40%是父母至少有一方在海外出生，相比之下有53%的澳大利亞人在海外出生或父母至少有一方在海外出生。

　　澳大利亞現(xiàn)在有150萬華人和印度人，但僅黃英賢和古登格(Ian Goodenough)的父母中有一方是在亞洲出生。兩人均有馬來西亞華人血統(tǒng)。黃英賢在馬來西亞出生，母親是澳大利亞白人，父親是馬來西亞華人。古登格有英裔、葡裔和馬來西亞華人血統(tǒng)，出生在新加坡，其父系在英國是“名門”，出過圣公會主教和海軍上將。此外，辛莉莎(Lisa Singh)則是斐濟(jì)印裔后代。

　　盡管華人和印度人占澳大利亞人口的3%，但自帕爾默聯(lián)合黨(Palmer United Party)的王振亞在2016年離開參議院后，現(xiàn)在國會沒有任何議員的父母是在中國或印度出生。中東裔情況比亞裔稍好，但代表性亦不成比率。國會議員的中東裔人口為1.4%，父母有一方在中東出生的議員約為0.8%。

　　一項研究顯示，95%的國會議員來自盎格魯-凱爾特-歐洲背景。類似情況亦出現(xiàn)在澳洲200家最大上市公司總裁和高級公務(wù)員、大學(xué)校長和院長中。(南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