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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許下愛智慧的宏愿
1979年秋，16歲少年彭富春獨自出門遠行，走出鄉(xiāng)野，來到了珞珈山。這是一片文風積淀深厚的圣地。在百廢待舉萬象更新的年代，無數(shù)如彭富春一樣的有志青年聚集在這里，他們英姿勃發(fā)，摩拳擦掌，對未來滿懷著憧憬與期待。
初入大學的彭富春選擇了中文系，腦子里充斥著文學家的夢想。然而真正來到大學中文系之后，文學青年們才發(fā)現(xiàn)，事情并非如想像般那樣，他們并不一定能實現(xiàn)詩人或小說家的夢想。
中文系的老師們講授枯燥的文學歷史和文學理論，課堂上少有思想的碰撞和個性的張揚，這讓天性聰明的彭富春很不適應：
“對學習的內(nèi)容和方式豁然開朗了，知道老師會講什么和如何講。但這種覺悟帶來的結果不是積極的，而是消極的，它使我厭惡了課堂學習�！�
于是，他開始有選擇性地上課。他為自己量身打造了學習計劃，把更多的時間用在涉獵群書和潛心思考上。如同蜜蜂采花釀蜜，彭富春給自己劃定了相當廣博的閱讀范圍。他把強化閱讀的書籍分為了三類：經(jīng)典的文學作品，先哲或當代名家的文藝理論，美術、音樂、心理學等文學相關領域的權威著作。在大量理論著作的“狂轟濫炸”下，生性熱愛思考的他漸漸地發(fā)現(xiàn)自己的興趣發(fā)生了轉移。
“我已經(jīng)意識到，美學問題在根本上是一個哲學問題，因此要學好美學，必須學好哲學，尤其是西方哲學……存在主義開辟了另外一種哲學思考的道路。首先它關注人的存在，其次它將人的存在理解為個體的存在，最后它揭示人的存在的各種情緒，如焦慮和無聊等等。這樣一種哲學與我青春期的苦惱意識正好吻合，它激勵我將一種思索的東西與一種體驗性的東西結合起來�！�
大學三年級，彭富春告別繆斯，擁抱柏拉圖，走進了智慧的花園。隨著思考的深入，他將閱讀與寫作的重點鎖定在文藝理論和美學理論，并自覺寫作了大量論文。雖然文學在他眼里依然非常崇高，但是哲學對他的意義卻愈發(fā)凸顯。他選修了哲學系的專業(yè)課程，甚至強烈地渴望著轉系去哲學專業(yè)，接受系統(tǒng)的哲學訓練。
堅持不懈的努力也換來了豐厚的回報。一天，彭富春如往常一樣在閱覽室翻閱學術刊物，搜尋當時理論界的熱點問題。他發(fā)現(xiàn)一位當代的權威人物發(fā)表觀點認為“文學應該如同鏡子那樣如實地反映現(xiàn)實”，他當天便洋洋灑灑寫下了幾千字的文章，反駁道：“文學更應該如同光芒一樣照耀現(xiàn)實�！边@篇論文很快就發(fā)表了，他因此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不僅是因為得到了40元的稿費，更是因為這篇處女作如同明燈一樣照亮了他的未來。他驚喜地發(fā)現(xiàn)自己的觀點可以因為雜志的認可獲得長久的生命力，而個人的生命也能因此得到確證，“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
彭富春向珞珈山發(fā)下了宏愿，要做一個愛智慧的人，將自己的生命和哲學聯(lián)系在一起。不久，他以優(yōu)異的成績通過學位論文答辯，安心地留校任教，成為武大哲學系美學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師。那年，他剛剛20歲。
1985年，彭富春在全國報考社科院李澤厚教授的50名考生里專業(yè)成績名列第一，順利地拿到了進京深造的門票。3年中，他努力思索和寫作，享受著“獨在異鄉(xiāng)為異客”的孤獨。1987年，他開始動手寫作第一部闡述自己觀點的學術專著——《生命之詩》。這本書系統(tǒng)論述了美學的核心問題，即人的審美化。之后他又陸續(xù)完成了德國哲學家藍德曼《哲學人類學》和海德格爾討論詩與藝術的《詩·語言·思》兩部書的翻譯出版工作。
北京學成歸來，在學術界已有一席之地的他，又回到武大，重新在山水之間激發(fā)思想的火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