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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感言:徐足之

  新聞界前輩有言:新聞工作者是當(dāng)代的歷史家。古代歷史由御史官壟斷,官方著史視為正統(tǒng),民間記述貶為野史。當(dāng)今,記者而能“作史”,乃拜民主進步所賜。中國從事新聞工作的,何止千萬,上千萬人記下的歷史,那一定是人民的歷史。毛主席說,歷史是由人民創(chuàng)造的;我以為,只有在社會進步、科學(xué)發(fā)達(dá)、民主勃興的時代,歷史才能由人民記錄。新聞工作,不僅光榮,而且任重。今天的歷史,已不只是政治、經(jīng)濟、科技、文化和軍事的“國事記載”,也是普通百姓晝作夜息、喜怒哀樂的“家事記錄”。新聞產(chǎn)品,報紙,電視,雜志,廣播,已成大千廣眾須臾不能離身的伴侶。上個世紀(jì)以來,政商舞臺,英雄輩出;體壇藝海,星光燦爛。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奠定獨立建國基礎(chǔ),經(jīng)鄧小平時代實現(xiàn)國富民強,到江澤民時代終以大國稱譽于世界。為這樣的人民,為這樣的時代,記錄國史家事,榮過于帝國史臣,而責(zé)任重于泰山!(200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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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專稿的六年


追求專稿的“立意”

  1989年8月,我如愿來到中國新聞社并分配在專稿部。是年9月至次年6月,我在上!跋禄鶎印,是以專稿記者身份見習(xí)于中新社上海分社。就在那里,我養(yǎng)成了一個寫專稿的習(xí)慣:沒有立意,就想不出標(biāo)題,沒有標(biāo)題,就出不了導(dǎo)語,沒有導(dǎo)語,就不知下文之如何發(fā)展。

  在上海分社所在的第20層高樓上,我確實寫了幾篇立意“頗高”的專稿,香港報刊的采用也多賜以顯要位置。那些立意都在題目上有展現(xiàn):《上海赴澳學(xué)生訴不平》、《朱镕基起用學(xué)生反腐敗 上海大學(xué)生參加肅貪 用專業(yè)知識打大老虎》、《上海用心理戰(zhàn)反腐敗 1500人投案自首》、《朱镕基帶頭唱廉政歌 滬整治黨風(fēng)有待考驗》、《讓賣淫女重出生天》。

  立意反映記者的獨特視角,其所給受眾的感應(yīng)有時是“驚嘆不已的”。1993年12月,“鄧選三卷”出版發(fā)行,這是中國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要就此事向境外讀者寫一篇他們感興趣的報道,顯然“專稿手法”最能派上用場,只是要費思量的。我很幸運,找到一個被當(dāng)時我的上司稱之為“奇特的角度”。我的立意是:“鄧小平與毛澤東賽魅力”。這篇只有900字的專稿,在香港一家有影響的大報見報后,不但引起讀者的注意,還引起了該報主筆的興趣,次日,這家大報以《鄧小平與毛澤東誰更有魅力?》為題,發(fā)表了一篇社論。

  寫專稿,就是做一篇有新聞性的文章。古人強調(diào)“為文先有意”,我以為做專稿也一樣。蘇東坡關(guān)于“意”的一番設(shè)喻,真可以解釋專稿立意的重要。

  宋朝時,浙江人葛延之千里迢迢走到海南島,向被貶謫到那里的大文豪蘇東坡求教為文之道。東坡指著門外說,“儋州是個小城,雖然只有幾百戶人家,但人們?nèi)粘K枰臇|西,都可以從市場上得到。當(dāng)然啦,并不是白白地就能得到的,必須用一個東西才能換來。這個東西是什么呢?就是錢!

  望著葛延之大惑不解的樣子,蘇東坡話鋒一轉(zhuǎn) ,說:“做文章正像買東西一樣!所謂用來買東西的那些玩意兒,就是意。天下的事物那么多,材料和知識散布在《四書》、《五經(jīng)》、諸子百家、筆記小說和史書之中,你不可能任意使用。必須先得到一個東西才能把它們攝取過來,然后才能為你所用。這個東西是什么呢?就是意啊!得不到錢不能購買物品,得不到意就無法運用知識典故!

  在普通文章中,高妙的立意是感染讀者的精神動力;在專稿報道中,奇特的立意是征服受眾的噱頭武器。專稿的“意”,也可視為串連新聞事實的“邏輯線”。這根“線”的色澤越亮麗,文章就越有深度,可讀性就強,讀者印象也就越深刻。所用事例、數(shù)字、情況即便枯燥些,但只要有這樣的一根好線貫穿之,讀者也會樂意看下去。

  作為新聞傳播者,所見,所聞,事實,數(shù)字,觀點,說明,政策等,無不時時散布身周;執(zhí)筆時,這些東西皆列于案頭;構(gòu)思時,它們也盡在腦海之中。而要使其成為一篇專稿,要有個東西串連之,這就是專稿的“意”。意有個性,有高低之分。同樣一次采訪,握有相同的材料,不同的人可寫出風(fēng)格不同的作品。同一個人也可針對不同的需求,用不同的“角度”(意)串成意境完全不同的專稿文章。


我慣用的五種立意


  專稿的立意有多種方法,我用過至少五種方法,這些也許不是最好的,但它們是成功的。

  第一種:從“現(xiàn)象”的視角立意。境外報刊的版面都很珍貴,一人一事的寫法,人家刊用起來覺得不經(jīng)濟。我的辦法是,從“現(xiàn)象”角度立意,幫助人家報刊提煉新聞。我在做司法報道記者時,想寫北京一位很有名氣的律師,但想來想去,總覺不好下筆,誰愿給1000字的版面報道一名在北京有些名氣的律師呢?經(jīng)過一番“立意改革”后,我把3個有些名氣的律師放在一塊兒寫,文字更壓縮成七八百字,立意叫“北京出現(xiàn)名牌律師”,港報采用后,即被《光明日報》轉(zhuǎn)載。后來,我又寫了《私營企業(yè)一枝獨秀 北京出現(xiàn)“阿靜”現(xiàn)象》、《大陸默認(rèn)回扣現(xiàn)象》、《北京高!皣恰爆F(xiàn)象》、《北京人信奉中醫(yī)》!艾F(xiàn)象”反映事物普遍性,有新聞深度;“現(xiàn)象”有趣味,增強新聞可讀性。

  第二種:從“智謀”的角度立意。用謀斗智,人之所好。探求報道主體中的智和謀,能增強新聞的感染力。許多的新聞主體(人和事),用平常眼光看來,毫不令人驚奇,如此寫出來的報道必然是“貌不驚人”。我曾采訪到這樣的人和事:北京一位普通市民狀告某區(qū)工商局長,終于勝訴;北京律師在清理三角債的司法活動中做出了成績。這兩個報道事件,即使向國內(nèi)報刊寫,也不簡單。而要寫給境外讀者看,下筆更難。無疑,這是兩條“貌不驚人”的新聞。我逼著自己改變視角:我發(fā)現(xiàn),這兩條新聞的“主人公”在成功的路上,都留下了智慧的腳印。

  第三種:從“家庭”的角度立意。這里說的不是寫純粹家庭問題,而是從家庭視角立意,反映社會變革。家庭為人生社會之縮影、歸宿,從此入角看問題、察現(xiàn)象,容易誘發(fā)讀者的興趣。鄧小平1992年春的“南巡講話”,可以說給全國上了一堂“觀念變革課”,也給全國的改革行動安上了驅(qū)動器。那時,我看到的北京人的變化十分明顯。其時,境外報刊也迫切需要反映“鄧南巡”推動中國社會變化的報道。我在1個月內(nèi),先后給香港一家報紙采寫或編寫了3篇專稿:《北京家庭“一家兩制”》、《北京涌現(xiàn)不上班族》、《整天守住老婆沒出息 北京男人晚上不在家》。都從“家庭”入角,反映人們觀念變化,報道一下地人受“鄧南巡”影響紛紛“下!被蛲砩蠌氖碌诙殬I(yè)。這幾篇小專稿都得到這家報紙的欣賞。

  第四種:從“對比”的角度立意。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對比之下出新聞。尤其在“消息”或其它特寫報道中,縱比,橫比,上下比,內(nèi)外比,可謂比比皆新聞。然而,專稿卻不能這樣比法。專稿的對比手法落實在“意”的對比,它不是通過新聞事實“比”出意義,而是通過意義“比”出新聞。我做過兩篇專稿,一篇比出政治意義,一篇比出高尚行為。前文提到的《鄧小平與毛澤東比魅力》,是兩位偉大政治家間的政治魅力對比。1990年10月,我寫過《端木正自比沈鈞儒》,寫的是端木正由民盟廣東省主委、中山大學(xué)教授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是兩位參政的民主黨人士間的報國抱負(fù)之對比。港報刊用時,將文章題目改為《端木正履新談抱負(fù)》。

  第五種:從“史傳”角度立意。史傳,是司馬遷首創(chuàng)的紀(jì)史體例。司馬遷的《史記》以帝王、諸侯、將相的傳記寫出歷史,而成“一家之言”。后世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所謂絕唱者,妙不可言也;所謂妙者,可讀性強也。新聞記者是當(dāng)代的“歷史學(xué)家”。我所做的專稿,當(dāng)然不是傳記,而以人們普遍仰慕的政治領(lǐng)袖作為我的幾乎所有時政專稿的“主人公”,讓他們成為文中明的“紅線”,來串連事實,來“序列”新聞要素。這種立意,未有不成功者。6年來,我寫過這種立意的專稿總量不下20萬字。


遵奉“超本職能力原則”

  專稿作為新聞報道的一個特殊品種,它的立意當(dāng)然不能太過隨便。它既要符合國家政策和觀念,又要被“異域”的境外報刊采用,以達(dá)到宣傳或傳播信息的效用,這就要求我們寫的專稿“兩邊都討好”。

  國務(wù)院僑辦副主任張偉超同志將專稿寫作比做外交工作,我以為十分貼切。他在今年8月7日中新社專稿工作座談會上說,“要善于根據(jù)我們的原則用自己的語言,用人家容易接受的方式表達(dá),影響他們,讓他們接受我們的觀點”。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要寫出這樣水平的專稿,我行嗎?”這是只有專稿作者自己才能回答的問題。我的回答是:遵奉“超本職能力原則”,通過“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再學(xué)習(xí)”,使自己的認(rèn)知能力和思想境界跟上或超過所述所評者的“主人公”,“雖不能至,心向往焉”。

  “超本職能力原則”是什么呢?

  《解放軍報》曾刊過一篇文章,談“指揮員修養(yǎng)三則”。大意是:第一,“熟悉一切”,如錢學(xué)森言,未來將帥應(yīng)有博士學(xué)位。第二,“超脫細(xì)節(jié)”,從特別角度和層次“審視”和“濃縮”知識。第三,“不陷模式”,在“相似塊”里尋找“相似剩余塊”。其中,在“熟悉一切”這則修養(yǎng)里,作者提出“超本職能力原則”,這是美國軍官訓(xùn)練所一貫堅持的原則;一個排長應(yīng)懂得一些營長乃至旅長團長才直接需要的知識,會成為“聰明”的排長。依此類推。

  三國時,諸葛亮出茅廬前,為一介隱士,卻知道超出他該知道的天下大勢,雖豪強如彭紹、曹操所不及也;雖智大如曹營帳下陳昱、荀攸亦不及也。諸葛亮正因有此超本職能力,才在劉備迫切需要時,做出了那篇名垂千古的“政論文章”:從“析天下大勢”歸結(jié)論為“可三分鼎立”,為劉備建立蜀漢指明了方向。

  目前,專稿部有一個高度共識:專稿記者理應(yīng)是專家。此識與上述議論相同。

  為時政專稿者,當(dāng)知天下大勢,還須知當(dāng)今政治家的心思;為外交專稿者,其智其識其辨之能力力求不在外交部長之下;為農(nóng)村問題專稿者,須知國家農(nóng)業(yè)主管者之所知,須想農(nóng)業(yè)部長之所想;為宗教問題專稿者,應(yīng)知廟堂高僧的玄虛,應(yīng)有政府宗教事務(wù)主管的政策水平,當(dāng)然還要了解“蕓蕓教眾”的概貌。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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