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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社會的語言生活
文/郭熙
零
近年來，東南亞華人社會語言問題研究已經引起了語言學界的注意。馬來西亞是華人最集中的國家之一，其語言現象也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重視。國內已就此發(fā)表不少文獻。例如李英哲（1999）、李如龍（2000）、楊貴誼（2000）、練春招（2000）、鄒嘉彥和游汝杰（2001）等。這些研究的角度、材料和背景各不相同，但它們對于我們了解和認識該國華社的語言很有啟發(fā)。
筆者2000到2001年四次赴馬來西亞，在北馬地區(qū)惟一的華文高校韓江學院協助建立中文系及華語研究中心，逗留時間累計共五個月，有機會對檳城華社的語言進行了初步的觀察。觀察下來，覺得研究馬來西亞華社不能不研究檳城華社，研究馬來西亞華人的語言生活，不能不注意檳城華社的語言生活�，F不揣淺陋，就所觀察到的情況在此作些介紹，也算是對上述文獻的補充。
一
檳城也寫作梹城，又稱檳榔嶼，是馬來西亞13個行政州之一的檳州首府所在地。檳城的中心城區(qū)又稱喬治市（George Town，因英王喬治三世而得名），位于檳榔嶼的東北。島上40%的人口居住在這里，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具有古老歷史文化的城市，也是馬來西亞第二大城市。檳榔嶼扼守馬六甲海峽北口，位于馬來半島海岸對面，最窄處海峽只有3英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風景也極為迷人。自1786年開埠后到現在，檳榔嶼已經有2百多年的悠久歷史。全島面積約285平方公里，總人口552909人(2000年)，其中華人309965人，占總人口的56.06%；馬來人189699人，占總人口的34.31%；印度人50313人，占總人口的10%，其他民族2932人，占總人口的0.53%。檳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由華人擔任。
傳說早在1405年，鄭和曾踏足檳城。檳榔嶼西南區(qū)的都茅至今有傳說中的“鄭和三保公腳印”。而華人在檳城的定居則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8世紀后期。當時的華人為數不多。公元1790年前后，當地的華人不過200名之內（謝詩堅，1984：3）。到了1804年，檳城12000人口中，華人占五分之二，華人多聚居在市區(qū)（同上，449），1821年，檳城的華人數為7558人（同上，448）。由此可見華人增加的速度。
按照王賡武（1994）對海外華人的分類，移居檳城的華人也可以分成以下幾種不同的類型：（1）華商型；（2）華工型；（3）華僑型；（4）華裔或再移民型。和其他馬來西亞華人一樣，華人移居檳城有三個高潮：一是辛亥革命失敗后的軍閥混戰(zhàn)時期；二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三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例如馬來西亞著名作家任雨農先生（湖南籍）就是1937年到檳城的。檳城華人來自國內許多地方，但主要來自福建和廣東，也有海南島和其他省縣的。
檳城人也可以從另外的角度分成兩類：（1）移民華人；（2）土生華人。土生華人又可以分成兩類：一是華人后裔，一是早期移民華人同當地人通婚者的后代，即所謂峇峇（baba）和娘惹（nonya）。他們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很大，但日常生活中也保留了一些華人的傳統(tǒng)，他們相當注重華人的傳統(tǒng)禮節(jié)、風俗和信仰。由于他們并不向馬來民族認同，馬來社會也不接受他們?yōu)轳R來人，而是仍舊把他們看成華裔社會一分子，華人社會也接受這一點（林廷輝、宋婉瑩，1999：70）。
檳城華人的同鄉(xiāng)意識、宗族意識非常強烈。各種同鄉(xiāng)宗族會館到處可見，多座同姓聚居的姓氏橋如姓林橋、姓周橋、姓陳橋、姓楊橋、姓李橋等更是檳城華人社會的一大景觀。
檳城是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城市。各種民族、各種宗教代表性的建筑隨處可見。其中許多古老的宗教建筑城內充滿華族風情。在街上有許多古老的會館，最古老的鄉(xiāng)會是嘉應會館和增龍會館(1801年)，最古老廟宇是大伯公廟(1799年)及觀音亭(廣福宮)(1800年)。其他又如香山會館、福德祠、寧陽會館（臺山）、武帝廟、何氏家廟等。會館內古碑、匾牌很多。例如華人大會堂內就有這樣的長聯：
平其不平，安其所安，喜今日一杯稱慶，舊基新宇，遙挹注五千年源源歷史文化，落成此中華會堂。登臨拍手高歌，愛檳榔嶼壯麗風光，山環(huán)海繞；
章以當章，美以加美，念先人萬里投荒，斬棘披荊，漸結合三大族世世同胞感情，共建我南洋邦國，俯仰伸眉展望，看軒轅氏神明苗裔，霞蔚云蒸。
除了上面提到的遺跡外，檳城華人社會在漫長的發(fā)展過程中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資料，例如大量的華文書籍和報章等等。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目前就藏有大量的檳榔嶼華人研究的文獻資料。根據李金生的研究，這些資料大約可以分為9類：（1）檔案文獻；（2）碑銘文物、圖片；（3）官方出版物；（4）報章、雜志；（5）社團與學�？铮唬�6）譜牒、人物志；（7）方志、年鑒、調查、指南；（8）手稿、回憶錄、日記、游記；（9）作家與作品。 [4]此外，檳城的韓江學院正在籌建華人文化館，將廣泛搜集反映華人歷史足跡的資料。這對于檳城乃至東南華人社會的研究無疑都有重要意義。
二
檳城是一個典型的多語社會。就一般而言，檳城的語言有四種：（1）馬來語，這是馬來西亞的國語；（2）英語，是馬來西亞的通用語；（3）華語，這是華族的通用語；（4）泰米爾語，大多數新馬印度人的母語。
大多數的檳城華人一般都懂兩種以上語言，受過教育的檳城華人則會四種話：（1）華語，這是一種明顯帶有當地口音的普通話域外變體；（2）英語，包括正宗英國英語和非正式“檳城英語”；（3）馬來語，可以分為正宗馬來語和巴剎馬來語，后者是流通于集貿市場（即所謂“巴剎”）的族際通用語，其中混有漢語方言、英語乃至泰米爾語成分；（4）漢語方言，多為福建話，但已經形成了檳城特色，也有客家話等。面對不同的人，華人會運用不同的語言進行交談。不同的場合人們會自如使用不同的語言，語碼轉換隨時都會發(fā)生。置身于此，你不會不為那里華人超人的語言能力所折服。
華人社會在正式場合常使用三種語言，依次為：（1）華語（普通話）；（2）英語；（3）馬來語。后者使用極少。筆者參加過韓江學院的畢業(yè)典禮，當時馬來西亞副教育部長韓春錦就是分別用馬來語和華語兩種不同的語言致詞的。我不懂馬來語，但是韓的雙語演講使我意識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他當時用華語演講的時間比馬來語至少多了三分之二！通曉雙語的朋友告訴了，韓的馬來語極其標準流利，但他用華語講的內容遠遠超過了馬來語。這或許還是使用母語更方便吧。
和馬來西亞其他地區(qū)的華語一樣，檳城的華語與普通話有明顯的區(qū)別。我在任何一個地方講普通話都馬上會被當地人辨認出來自中國。這種區(qū)別在語言的各個方面都存在，其原因也非常復雜（郭熙，2001）。
日常生活中華人使用檳城福建話。檳城福建話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屬于本土的語言。它不同于中國大陸福建話的任何一種次方言，因為它不僅是多種福建話的融合，同時也從馬來語、英語、漢語其他方言中吸收了不少成分。許多檳城朋友告訴我，他們在中國的福建老家可以聽懂那里的福建話，但那里的福建人卻聽不懂他們的福建話。檳城福建話在巴剎非常流行。在華人家中、社團或宗祠也可以到處聽到這種話。事實上，這種福建話已經成了檳城華人的標志，人們很容易通過它確定一個人是否來自檳城。但是，它或許不大適合表達科學術語等。一個正在講檳城福建話的人在需要表達一些科學概念時，會很自然地轉換其他語言，通常是華語或英語。
檳城華人在語言使用上有不同的群體：（1）除了方言以外，也講華語，以方言為主，這一類多為老一代的華人；（2）主要使用華語和方言，這一類多為中年人，也有許多青年人；（3）主要使用英語和國語（馬來語），口語中也會使用華語和方言，這一類多為青年人；（4）只使用英語、馬來語和福建話，不會華語，這一類各個年齡層都有。一些華人對不會華語的華人稱為“香蕉人”，因為他們只有皮膚是華人。
很少有華人會泰米爾語，這顯然是因為這一語言是弱勢語言。華社以外的成員也多少會用一些漢語的方言。例如，一些土生土長的馬來人、印度人，也會講漢語福建話和（或）簡單的華語。我經常光顧的一位賣福建面的攤主不是華人，但他能講一口流利的檳城福建話，還會跟我講簡單的華語。筆者在檳城期間訪問過各界華人人士數十位（加上一起工作的華人同事可能會超過百人），絕大多數都是上面說的“四會”，其中有的華語講得相當標準。他們之間有時講福建話，有時講華語，但華人之間極少聽到講英語的。比較起來，年輕華人的華語講得非常好，但也常有散裝英語的摻雜。我們也注意到小販以及工匠等所使用的語言。這些華人之間大多使用檳城福建話，但是也都會使用不同程度的華語。晚期的移民還帶有自己的鄉(xiāng)音，例如上面提到的任雨農先生，筆者訪問時89歲，他的華語就帶有明顯的湖南方音。
一些政治團體內部有自己的政治語言。例如，盡管“同志”這個詞在馬來西亞已經成為“同性戀”的代名詞，屢見報端和其他媒體，但政治團體內部的正式場合人們仍然頻繁使用。我曾觀看過馬青主辦的一次相聲比賽，會上該團體內部一律稱“同志”。
馬來西亞政府規(guī)定，所有政府中學，媒介語是馬來文。小學媒介語視源流而定：國小媒介語是馬來語，華小是華語、淡米爾語(即泰米爾語)小學是淡米爾語。所有的中小學馬來語(國語)是必修課。
華文學校的教學語言主要是華語。這里所說的華文學校主要是指以下幾種學校：
（1）華文小學指以華語華文作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政府小學，除了馬來語和英語外，其他科目都是以華語華文進行教學。華文小學向來是華裔子弟接受基礎教育的地方。不過近年來隨著華文經濟價值的提升以及良好的校風，也吸引了許多友族將子女送往華文小學受教育。據統(tǒng)計，到1998年1月31日，全馬有華小1283所，其中檳州90所；全馬華小學生599520人，其中檳城為52675人。
（2）華文獨中由華人自己出資舉辦的獨立中學，目前全馬有60所，檳城全州有6所。獨立中學中也有友族孩子就讀，但比例極小。
（3）華文學院90年代檳城成立了惟一的一家華文學院——韓江學院，教學語言用華語和英語，除中文系和大眾傳播系一些科目用華語外，其他科系用英語教學。
此外，原來的一些獨立中學，例如著名的鐘靈中學，后來接受政府改制，成為所謂國民型中學。國民型中學也使用華語作為教學語言，但顯然已經不再是主要語言了。本文無法詳細討論國民型學校的情況，有興趣的讀者可參楊貴誼（2000）、柯嘉遜（1999）。
馬來西亞華社在堅持華語教育的同時提倡學好三語——華語、英語和馬來語。2001年9月，檳州華校校友聯合會主辦了全馬第23屆獨中三語（馬來語、英語和華語）演講比賽，當時筆者正好在檳城，有幸擔任華語組（初中組和高中組）的“主裁判（評委）”。比賽中語音和語調各占25%。語音方面分為發(fā)音和音色兩部分，其中發(fā)音（包括聲韻調、輕聲與兒化、音變）占20%；語調則包括抑揚、停頓、語句連貫、輕重音和通暢5個部分；內容方面也對用詞和語法是否規(guī)范列入了標準�？梢妼W校教育對語言規(guī)范的重視。
學校里教簡體漢字，并用漢語拼音進行教學。
西馬的主要華文報紙在檳城街頭到處可以看到。主要有全國發(fā)行的《星洲日報》(Sin Chew JitPoh，1929年創(chuàng)辦)、《南洋商報》(Nanyang Siang Pau，1923年創(chuàng)辦)、《中國報》(China Press，1946年創(chuàng)辦)、《光明日報》(Guang Ming Daily，1987年創(chuàng)辦)和只在檳城發(fā)行的《光華日報》(Kwong Wah Yit Poh，迄今世界歷史最悠久的一份華文報紙，1910年孫中山創(chuàng)辦)。其中后兩種報紙是在檳城出版的。報紙以簡體字為主，偶爾也有繁簡字混用的情況，據說是原來使用繁體，后改用簡體，之所以繁簡混用是為了普及簡體字。報紙上的文章均為白話。買華文報看是華人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
不使用白話的情況也有，主要是訃告專版中的語言。訃告的語言幾乎千篇一律，大概是多年形成的傳統(tǒng)。檳城華人去世，都要在報紙上刊登訃告，其親友同事也會刊登唁文、挽詞。例如：
哀啟者：先慈X門XXX夫人慟于2001年3月10日（辛巳年二月十六日）晚8時35分壽終正寢，享壽七十有五，兒孫等隨侍在側，親視含殮，遵禮成服。淚涓3月15日下午一時扶柩發(fā)引至XXX安葬。
由于檳城是一個多語社會，所以街上到處是多種文字的招牌和廣告。使用漢字是華人商店的標志。盡管政府規(guī)定漢字招牌在尺寸上不得大于馬來文，但漢字招牌和廣告仍然非常顯眼，看到這些漢字招牌，你甚至根本不會想到已經置身國外。除了標準漢字外，檳城到處可以看到方言或普通話極少用到的字，常見的有“叻、吡、峇、杪”等等。
有必要談及檳城的街巷名。法定的檳城街巷名是馬來語，路標全用馬來文，例如Jalan Pinang(直譯檳榔路，華人稱檳榔律)。但是許多街巷都另有華語或福建話名稱。例如“車水路、打石街、打鐵街、汕頭路”等等。這些華文地名記錄了華人在檳城生活的歷史，是重要的研究資料。
除了學校教學，檳城使用漢語拼音的不多。現在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名的拼寫方法是用拉丁字母按照方言進行拼寫。他們稱之為英文名稱。從名字的拼法可以看出他們是福建人還是廣東人或客家人。因此同一個姓會有不同的拼法。例如同樣是姓“蔡”，就有Chuah和Chai兩種拼法；“陳”則有Tan、Chan等不同的拼法。更極端的情況是，因為注冊地不同，同家同姓在護照或身份證上可能會有不同的拼法。
檳城沒有自己的電臺和電視臺，所以有聲媒體的影響和其他地區(qū)應該是一樣的；不過，當地的華人更喜歡看華語節(jié)目（近年來粵語節(jié)目的影響也很大）。各語種的電影或電視劇都附有包括華語在內的多語字幕。
檳城華人的語言使用也在流行文化上反映出來。街上到處可以看到華語、粵語的錄音錄像帶。華語和粵語歌曲、影視節(jié)目等正在影響年輕的一代。受訪的年輕華人大多能聽懂粵語廣播，也有不少會唱粵語歌曲。當然有不少歌曲在進入馬來西亞的過程中進行了“非中國化”的處理，例如《長江之歌》就被改名為《大河之歌》，歌詞中也作了相應的修改，當然，這一該對歌曲的韻律會有些影響。另外，我曾經非常吃驚地在檳城發(fā)現，他們在運動會上所使用的進行曲也是中國的。
觀察檳城華人的語文生活也應該考慮到新生代。越來越多的檳城的小孩已經不會說福建話了。因為這些小孩都從教師、家長、以及傳媒那兒學習馬來語、英文以及華語。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出，檳城華人社會的語文生活有自己的特點，但在華語的使用方面，總體上和中國漢語社會是一致的。因此，有不少馬來西亞華人都常常說，除了中國人之外，馬國華人是最像華人的華人，將是永遠最像華人的華人。而這中間，檳城的華人社會起了而且還將要起著大本營的作用。
三
在中國，一個人在第二語言的學習上常常要付出終生的努力，而且仍然會有溝通上的困難。但是，在檳城這種現象幾乎見不到。這里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多語教育，一個是多語環(huán)境。
在語言教育方面，正規(guī)教育和非正規(guī)教育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正規(guī)教育方面，多年來，學校教育中主要語言如英語、馬來語和華語的語言課程都有重要位置。在過去的100多年里，檳城華人社會500多個血緣性團體（如宗祠會館）及地緣性組織（如同鄉(xiāng)會）等通過籌款及社會活動推動教育，從而為多語社會的形成打下了基礎。我們在很多文獻中都可以看到檳城華人社會對多語教育的支持。一個家庭的孩子可能被分別送到華語、馬來語以及英語源流的學校受教育。每一個孩子都有可能擁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以及語言能力。但是，這并沒有造成溝通的難題。因為在一般檳城華人的家中，檳城福建話才是溝通的語言。我們曾看到不同語言教育背景的夫妻，也看到了不同語言背景的兄弟姐妹。在非正規(guī)教育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是報章、電臺以及其他媒體。
檳城的語言環(huán)境是檳城多語的土壤。在受教育以外，檳城華人還在自己的語言環(huán)境例如通過家中交流、朋友交談中等學習和使用城福建話和巴剎馬來語的。上面說的500多個華人社團等也在推廣華語和提倡方言起到了積極作用。李英哲（1999）談到同鄉(xiāng)會館、同姓宗祠乃至宗教對語言文化維持所起的作用，這和我們的觀察是一致的。但是，我們也注意到檳城的跨同鄉(xiāng)、跨姓氏、跨宗教的交往越來越多，而這一情況對檳城福建話的形成和華語的推廣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yōu)闄壋侨A人社會的語言景觀贊不絕口的時候，檳城華社的許多人士在受訪中表示了對這種多語的憂慮。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他們現在什么語言都會一點，但沒有一種語言是真通的。他們甚至懷疑自己母語能力。2000年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群記者提出的突出問題就是問當地華語可以打多少分。筆者對檳城華語的充分肯定隨即在第二天的當地華文報章上引起強烈反響。
盡管檳城是一個典型的多語社會，但是正如上面所說，檳城華社更多使用的是華語和漢語方言，“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以外最像華人社會的華人社會”。這種語言景觀的形成固然與華人的人口數量和居住地集中有關，但也必須看到華人堅持華語教育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00多年來，檳城華人社會堅持母語教育，他們通過各種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民族語言。
在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上，有不少關于檳城美談。例如：
——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始于檳城——一八一九年這里建起了第一家私墊——五福書院(陸庭諭，1981)；
——1954年6月4日，檳榔嶼三輪車工友聯合會舉行了“為南洋大學義踏”的活動，500輛三輪車義踏一天，籌獲款項逾萬，轟動了新馬兩地，體現了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再窮不能窮教育”的精神；
——韓江中學等華文獨中堅決反對改制。
顯然這些都對華語的推廣和普及起了積極作用。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政治和經濟。馬來西亞政府后來也認識到華語在國家的和諧和建設中的重要性，實行了多語教育的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勵華族和友族學習和使用華語。
在檳城，人們常常談及華語的未來。實際上這也是常常見諸報章的一個話題。我們上面談到了人口、聚居、正規(guī)的教育以及同鄉(xiāng)會、宗祠以及宗教等等的影響。如果僅就這些方面來看，檳城的華語會有著很好的前景。但是，按照最新的人口調查數據，馬來西亞華人人口占總人口的25.5%。華族人口比例自1957年馬來亞獨立后就一直往下滑，從1957年的37.2%減少至2000年的25.5%，目前，華人的比例還在繼續(xù)下降。一些人士指出，預料在100年后，華族將只占馬國總人口的5.5%，并將在2020年時減少至18.7%。到了2100年，華族將只占5.5%。在這種情況下，除非華人繼續(xù)以聚集型的社會存在，否則華語將會逐步消失。由此可見，檳城的華語正處在十字路口。
四
在分析檳城華語的未來的時候，我們也有必要注意華人的語言態(tài)度。因為一種語言得以維護與使用這種語言的群體對這種語言的態(tài)度也有密切的關系。
影響語言態(tài)度的因素同樣非常復雜。民族、國家的認同肯定起著重要的作用，這在上面討論中已經可以看出來。檳城新一代華人與老一代在國家認同方面出現了明顯的差異。從一些用語可以看出這種不同。年老的華人和一些知識分子到現在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們稱去中國為“回中國”，而年輕人則說“去中國”；老一代或一些知識分子在問道中國的情況時說“國內情況怎么樣？”，而青年一代則說“中國的情況怎么樣？”。一字之差反映出說話人的馬來西亞意識。這或許意味著馬來西亞政府所倡導的馬來西亞族的觀念正在逐步形成。他們的效忠對象應該是馬來西亞，中國不再是他們的祖國。
作為僑民的華人和作為馬來西亞人的華人對華語的忠誠肯定會有不同，但是不應把國家認同跟語言態(tài)度等同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也應該考慮到影響語言態(tài)度的其他因素，例如，在我訪問過的華人中，有的當年曾支持、參加或同情當年反政府組織（如馬共和勞工黨），由于歷史的原因，他們到現在也還有難以解開的中國情結。這些人維護華語的態(tài)度極其堅決。而還要順帶提及的是，當年中國對馬共的支持也使得中國大陸的漢語對這里的華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上面說的老一代華人也包括不會講華語的華人（包括原來的英校生和所謂檳峇峇娘惹）。筆者曾訪問過馬來西亞著名的建筑設計師、檳城光大（KOMTAR）的設計者拿督林蒼吉。他不會說華語，但是他也在非常努力地提倡華語和華文化。
將影響檳城華人社會語言態(tài)度的另一因素是作為華語大本營的中國的發(fā)展。《亞洲周刊》一篇文章在分析到海外華文的情況時說，對中華文化的向心力會隨著中國的發(fā)展而增強。語言的市場價值決定了社會是否主動地學習和使用某種語言。因此，中國全方位的發(fā)展、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上升為海外華語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將是海外華語得以維持和發(fā)展的強大動力。
檳城華社語言學習和運用的實際也影響到一些人的語言態(tài)度。我們曾經討論過海外華社語文工作者對華語規(guī)范工作作出的貢獻，但是不容否認的是，在這一工作中，一些語文工作者出于對漢語的熱愛，片面強調華語的純潔和規(guī)范，導致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果。例如，我在檳城遇到一些年輕人，他們談漢語色變，甚至失去了學習漢語的信心。上華校不如上英�；驀裥蛯W校的心態(tài)在年輕人中并不鮮見。他們覺得華語離他們太遠了，認為自己永遠也學不會。文化認同上的演變加上華語學習被認為是一種負擔，必然影響到新一代華語的學習和使用。
就理論上來說，檳城華社的語言生活的發(fā)展方向有以下幾種可能：（1）維持多語并繼續(xù)以華語為主體，其水平逐步向漢語標準語靠攏；（2）維持多語并逐步偏離漢語，形成一種新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華語；（3）逐步為其他語言所取代。但不管發(fā)生上面所說的哪一種情況，有一點或許可以肯定，檳城福建話將會逐步消亡。
從目前情況看，檳城華社的語言正處于第二種情況，但同時也有向第一種情況發(fā)展的趨勢。對于大多數華人來說，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第三種結果。
本文在觀察的基礎上對檳城華社的語言生活進行了初步的描述。我們明顯感覺到檳城的華語是漢語普通話的一種域外變體，它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系統(tǒng)的特征，而我們尚未能對這些系統(tǒng)特征作出深入的探討。
世界正在向多極化發(fā)展，整個人類正在進入雙語或多語的時代。檳城是一個研究多語的基地。我們相信，積極開展對這一地區(qū)語言生活的研究，無論對于社會語言學還是一般語言學都會有重要意義。我們希望更多的人關心這一地區(qū)的語言問題，在不久的將來看到更多的成果。
參考文獻
郭熙(2001)《華語與普通話》，馬來西亞《光明日報》2001-04-11/12。
郭熙(2002)《域內外漢語協調問題芻議》，《語言文字應用》第3期。
柯嘉遜（1999）《馬來西亞華教奮斗史》，馬來西亞董教總教育中心出版，第3版。
李如龍（2000）《馬來西亞華人的語言生活及其歷史背景》，見李如龍主編《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李英哲（1999）《雙語雙方言研究的新契機》，見《雙語雙方言》（六），漢學出版社。
練春招（2000）《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市士乃鎮(zhèn)的客家方言》，見李如龍主編《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林廷輝、宋婉瑩（1999）《華人社會觀察》，馬來西亞，十方出版社。
陸庭諭（1981）《我國華文教育問題面面觀》，發(fā)表于一九八一年八月檳城南大校友會主催現代教學研討會上。
汪惠迪(1999)《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新加坡，聯邦出版社。
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初版，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謝詩堅（1984）《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第二版，馬來西亞。
楊貴誼（2000）《新馬華社與馬來語文近況》，見李如龍主編《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鄒嘉彥、游汝杰（2001）《漢語與華人社會》，復旦大學出版社和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
（原載《中國社會語言學》創(chuàng)刊號，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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