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生六記》與“五四”文人
“五四”時期，新青年們以反傳統(tǒng)相號召，高揚個性解放旗幟，批判舊家庭制度，將以孝為核心的傳統(tǒng)大家庭倫理斥之為“吃人的禮教”，掀起了家庭革命浪潮。一時間，自由戀愛、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個性解放等成為新青年一代的流行口號，宣傳這些新觀念的各種新書新報、西書譯文涌現(xiàn)如潮，直至二三十年代，一直盛行不衰。就在青年們紛紛拋卻昔日經(jīng)籍、爭讀西學新書的大潮中，卻有幾本明清時期江南文人的自傳體筆記舊文，也被屢屢翻印，流行一時。在這類舊籍中刊印版次最多、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當首推沈復的《浮生六記》。這是一篇乾嘉之際一個蘇州無名文人寫下的僅3萬余字的自傳小文，寫成后手稿零落，幾被湮沒，1924年被俞平伯整理標點首次以單行本印行后，據(jù)筆者初步統(tǒng)計，直至40年代至少已印行了50余版次，不少出版社在短時間內(nèi)一印再印，甚至一家出版社在不到10年間就印行8次之多，可見該書受讀者歡迎的程度及流傳之廣。30年代中頗有時名的“洋派文人”林語堂又把該書譯為英文，并在自己談論家庭的文章中多次引用。30年代末社會學家潘光旦在關于性學的譯著中也引注此書以為例證。他們?nèi)欢际浅砷L于“五四”時期，受新式教育，活躍于當時文壇，積極投身于新文化建設的新一代文化人，但他們對此書的解讀，卻因各自所持的文化視角和家庭觀念而迥然不同。
俞平伯：新文學青年的啟蒙主義解讀——“個性解放”
俞平伯（1900-1990）是“五四”以后第一位向社會推介《浮生六記》并使之流行開來的新文化人。據(jù)他回憶，在少年居鄉(xiāng)時就曾讀過《浮生六記》，但沒留下什么印象，1922年他從友人顧頡剛處又偶然重讀此書，觸發(fā)其思想，頓感此書“有迷眩人的魔力”，認為是“絕妙一篇宣傳文字”，遂加以標點整理，并附以年表，以單行本刊行，還先后寫了兩篇序文，該書1924年由北京樸社首刊后，隨即廣為流傳開來。
俞平伯對此書的解讀主要反映在他寫的兩篇序文里。作為正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的一名新青年健將，新文化運動的主題之一——由個性解放而促進民族自強，是他這一時期思考的一個中心，家庭革命和文學革命是他關注的問題，這本書為他正在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十分契合的例證。
俞平伯對此書最為稱賞的是沈復夫婦所表現(xiàn)的“個人才性的伸展”。在俞平伯看來，這首先表現(xiàn)為他們夫婦二人不拘禮教而率真任情、個性舒展的生活態(tài)度。俞平伯以贊賞的筆調(diào)列舉了沈復與蕓任情隨性的灑脫行為，如他二人日常生活中不知避人而“同行并坐”的恩愛舉止，蕓扮男裝后“攬鏡自照，狂笑不已”，沈復挽之“逍然逕去”相伴出游的逸事等，這些“放浪形骸”的舉動，無不體現(xiàn)了他們夫婦二人率性任情、使“個人才性伸展”的個性魅力。俞氏還指出，沈復的“個人才性伸展”，亦表現(xiàn)在他以率真自然之筆記述自己夫婦生活的寫作態(tài)度。
俞平伯從此書挖掘出來的這種“個人才性伸展”的元素，實則是歷來中國文人性情的另一面追求。但俞并不是以舊式眼光來看待這一傳統(tǒng)元素，他不僅接受了新式教育，而且受到了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已經(jīng)形成了新的家庭觀念。俞平伯認為，傳統(tǒng)家庭制度存在著禮法與個性的固有矛盾，因而舊時代家庭悲劇是很常見的，而這些家庭悲劇的主因皆可歸之于此。他說：“大凡家庭之變，一方是個人才性的伸展，一方是習俗威權的緊迫”。因此，沈復夫婦的悲慘遭遇并不屬偶然，而“是表現(xiàn)無量數(shù)驚濤駭浪相沖擊中的一個微波的銀痕而已�！敝皇巧驈陀浭鱿聛淼倪@個例證如此真實生動，“已足使我們的心靈震蕩而不怡�！彼运蓬D感這正是自己提倡個性解放新家庭觀念的“絕妙一篇宣傳文字”。
《浮生六記》被賦予了這樣的符號意義，它便脫離了原作者沈復的話語系統(tǒng)，而被納入到了俞平伯的新觀念系統(tǒng)，因而衍發(fā)出了新的意義內(nèi)涵。一方面，沈復夫婦“個人才性的伸展”及受大家庭摧殘的悲劇，構成了只要打破舊家庭制度，建設使人性完全發(fā)展的制度，就會使個性得到解放、人才得以產(chǎn)生、民族喚發(fā)活力的因果關系鏈，這是俞平伯用個性解放的啟蒙主義話語系統(tǒng)所建構的。另一方面，沈復夫婦的事例還意味著，作為啟蒙思潮一個核心概念的“個性解放”，不只是一個由西方引進的外來物，它還有著本土傳統(tǒng)的基因和血緣，只是以往被壓抑摧殘而不得彰顯。這層喻意是《浮生六記》這一舊籍形式所特有的，也正是俞氏之所以在提倡個性解放的西說新文如潮而來之中，獨獨見到這本不起眼的舊籍而眼前一亮，頓覺其“有迷眩人的魔力”，因而予以表出宣揚的根本原因所在。
《浮生六記》在經(jīng)俞平伯推介流行約十年后，1935年，又被林語堂譯為英文介紹給西方。林氏在此書的譯序中對此書作了評論，在此前后發(fā)表的其他多篇談論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生活的文字中也多處引述此書內(nèi)容。在林氏圍繞此書的這些議論中，對于沈復夫婦的生活方式所代表的這一民間傳統(tǒng)，作出了與俞平伯頗為不同的一種解讀。
林語堂：邊緣文化人的西方視角解讀——“閑適生活”
林語堂（1895-1976）也是成長于“五四”時期的新文化人，但身世和文化背景卻與俞平伯有很大不同。他雖然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卻因特殊的境遇而深受西方文化濡染，成了一個處于中西之間的邊緣文化人。在當時新文化人中，他以“洋派文人”的形象而名于時，是當時西式教育和留學出身的洋派文化人的一個典型，而且由于其教育背景及職業(yè)性質(zhì)，西方文化在他的知識結構中處于基礎和主干的地位，并成為其觀察問題的文化底色。
林語堂的視角與俞平伯有一點相同之處，就是他也贊賞沈復夫婦舒展個性、追求個性自由的生活態(tài)度，而反對大家庭制度對個性的壓制，但他的視角又與俞平伯有著根本性的差異，林語堂對沈復夫婦生活方式的肯定，更偏重于對個人幸福的追求，是一種更徹底的個人本位觀念，從這一點來說，他更接近于西方的個人主義，他關注的重心并大加贊美的是沈復夫婦充滿個性才情和閑情意趣的生活態(tài)度。這與他這一時期所傾心提倡的閑適生活的品味正相契合，甚至沈復的寫作態(tài)度和寫作風格，即“一個不出名的畫家描寫他夫婦的閨房中瑣事的回憶”，也與他提倡的被諷為“小擺設”的文字風格頗相類似，反映了他在個人主義生活態(tài)度上與沈復有某種相通。
林語堂對《浮生六記》的解讀，概而言之有以下三層：第一，林氏將沈復夫婦作為理想的個人本位家庭生活的一個典型而推崇，從中體現(xiàn)了西方個人主義人生觀的影響；第二，林語堂對沈復夫婦恬淡自適的生活態(tài)度的推崇，體現(xiàn)了中國自然主義和樂生主義人生觀的影響；第三，體現(xiàn)了他作為一個中西文化邊緣人的西方視角和民族主義情結。此外，林氏推崇沈復夫婦“恬淡自適”的人生態(tài)度，融合中國人生哲學和西方工業(yè)文明的理論，以及關于后工業(yè)時代悠閑生活的人生觀，還具有“后現(xiàn)代性”意義，與工業(yè)時代被異化的人們自然產(chǎn)生的回歸人類本性的方向一致。正因為如此，他對沈復夫婦賦予的“閑適生活”的符號意義，具有一定的超國界性和超時代性，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會得到一些共鳴�！陡∩洝吩�30年代重印中被列入“美化生活叢書”、“娛情小品擷珍”等，也是這一脈的和聲。及至近年林氏《生活的藝術》、《人生小品集》一類文字與《浮生六記》一起，在中國大陸工業(yè)化喧囂聲中又再度重印流行，也是這一流脈的體現(xiàn)。
在林語堂將《浮生六記》譯為英文介紹給西方的數(shù)年后，另一位也成長于“五四”時期，曾留學美國，并也是林語堂主辦的《論語》作者之一的社會學家潘光旦，在他翻譯注解英國人靄理士《性心理學》一書中，也在一處注釋中提到了《浮生六記》，作為論證該書論點的一個例子。在他的話語體系里，對《浮生六記》意義的評判則與俞平伯和林語堂都截然不同，在俞、林二氏那里，沈復夫婦的生活方式都是作為正面價值的符號，而在潘光旦這里，卻是作為負面價值的符號，反映了這位社會學家所持有的另一路向的家庭觀念。這種不同，主要源自他與俞、林二氏不同的知識背景和學術理路。
潘光旦：社會學家的優(yōu)生學方法解讀——“個人主義家庭觀”
潘光旦（1899-1967）與俞平伯和林語堂一個最大的不同，是知識結構和學術取向具有較強的科學專業(yè)性，以優(yōu)生學家、社會學家而有時名。靄理士《性心理學》一書，就是他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翻譯的。在這本書中談到人的戀愛婚姻與家庭和種族關系的問題時，他在進一步申論靄理士論點的注釋中，對當時流行的《浮生六記》等書作了評論，其意義略有以下三層：第一，認為沈復夫婦所代表的，是一種不適于“種族競存”的個人主義婚姻模式。在個人之自由幸福與種族競存這二者之間，他是傾向于后者，在個與群的關系，是傾向于群體，這與俞、林二氏的立場是判然不同的。因而，他明確反對“五四”以后流行起來的偏重個人主義的婚姻家庭觀，認為“個人主義末流之弊危及種族”。潘光旦在“種族競存”家庭觀念的觀照下，《浮生六記》沈復夫婦作為個人主義婚姻觀的一個象征符號，自然受到否定性的評價。第二，潘光旦對于青年喜讀《浮生六記》現(xiàn)象所反映出的混淆理想與現(xiàn)實的戀愛至上主義，對于婚姻缺乏科學態(tài)度的傾向予以批評。“戀愛至上”是“五四”以后青年中盛行的新婚姻觀，潘光旦則由社會生物學者的立場，撰寫多篇文章反省這一社會思潮，批評這種婚姻觀是不科學、不理性、不現(xiàn)實的。第三，潘光旦批評“一部分文人的提倡”，造成青年熱讀《浮生六記》一類書并崇尚個人主義婚姻觀，這些文人是以非科學態(tài)度誤導青年。
潘光旦對于《浮生六記》現(xiàn)象的解讀，通過上述對其內(nèi)含的三重涵義進行的分析可知，其中的思考涉及到建構家庭觀念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問題，從這一點來說，潘光旦比俞、林二氏的解讀具更為深刻的意義。由今天的眼光看，潘光旦所提出的折中家庭形式，基本適合于當時及此后至今的中國廣大農(nóng)村及部分城鎮(zhèn)，即社會福利還不能解決養(yǎng)老與撫幼問題的前現(xiàn)代及不完全現(xiàn)代社會。但潘氏的優(yōu)生學家庭觀，也有過于強調(diào)種族競存的群體利益，強調(diào)以后代優(yōu)生為中心，卻對個人幸福及利益有所忽視的偏頗，而個人的幸福及利益，畢竟是工業(yè)化市民社會的基本要素，是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動力與方向。
俞平伯、林語堂和潘光旦三位分別代表了“五四”以后二30年代新文化人中相當流行的啟蒙主義、西方主義和科學主義這三種認識取徑，他們對《浮生六記》一書所作的不同解讀，則反映了此書所代表的一種民間傳統(tǒng)，在這三種現(xiàn)代家庭觀念建構理路中所具有的不同意義，其中蘊含著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觀念中延續(xù)與變異的一些特點。（來源/中華讀書報，作者/李長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