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李恕豪：為什么中國語言學的歷史不能強行納入“歐美模式”？

　　中新社成都11月20日電 題：李恕豪：為什么中國語言學的歷史不能強行納入“歐美模式”？

　　中新社記者 賀劭清

　　“從語言的發(fā)展歷史和類型上說，中國漢語屬于漢藏語系，在語法形態(tài)結構上屬于孤立語，而歐洲大多數(shù)語言屬于印歐語系，是屈折語。怎么可以把適用于印歐語系屈折語的研究方法強行套用在漢藏語系的孤立語上？”《中國古代語言學簡史》作者、四川師范大學教授李恕豪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善于吸取外來文化優(yōu)點是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特點之一，當前中國語言學者應有選擇地學習借鑒國外語言學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而不能把中國語言研究強行納入“歐美模式”。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和印度、希臘一樣，都是語言學的搖籃。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誕生于何時？經歷了哪些重要發(fā)展變遷？

　　李恕豪：1978年我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攻讀碩士學位時，所見到的幾種西方人寫的語言學史中，均以希臘、羅馬作為語言研究的源頭。對于東方古代的語言研究，一般會提到印度，有時也提到阿拉伯，但基本上沒有中國。

　　中國古代語言研究成果輝煌，即使放到世界語言學史上也毫不遜色。我的導師濮之珍先生常說，外國各類語言學史著作對中國古代語言的研究很少提及，原因不在西方，而是我們自己的研究、評介和宣傳不夠。

　　事實也是如此。提及揚雄，人們常會想到他是辭賦家、思想家，而他創(chuàng)作了中國第一本方言學著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卻少有人知。在18世紀前，全世界沒有任何一部方言學著作能與《方言》比肩。在歐洲，系統(tǒng)全面地搜集各種語言和方言詞語并編排成書的工作，始于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這類書籍的第一部是俄國德裔學者彼得·巴拉斯于1786年到1787年出版的《全球語言和方言的比較詞典》，這部著作比《方言》晚了一千七百多年，且僅是各種語言和方言的材料羅列。

　　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最早叫“小學”，古代兒童進入小學首先學習文字，《說文解字》說“《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中國兩漢時期產生訓詁學和文字學，出現(xiàn)了《爾雅》《方言》《說文》《釋名》等一批語言文字方面的專著，標志著傳統(tǒng)語言學的正式建立。

　　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五代是中國音韻學建立和發(fā)展時期，語言研究的重點也集中在音韻，發(fā)明了反切的注音方法，發(fā)現(xiàn)了漢語中的四聲。宋明時期不但有一批韻書問世，分析漢語發(fā)音原理和發(fā)音方法的等韻學也蓬勃發(fā)展，代表近代漢語語音的北音韻書，以及古文字學和古音學出現(xiàn)在這一時期。而清代到五四運動前，則是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最輝煌的時期，古音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都得到了全面發(fā)展。

　　中國歷史悠久，每一個時代都會產生很多新事物、新觀點、新概念，以及新詞語，尤其在社會劇烈變化的時候，新詞語更會大量涌現(xiàn)。經過幾千年的沉淀，古人使用的許多詞語，今天已不再使用。在語音方面，不少漢字的讀音與古時已全然不同。四川的揚雄、李白、蘇軾如果來到今天，也聽不懂現(xiàn)在的四川方言。有人說用粵方言朗讀古詩詞會更有意境，這是因為粵方言比其他方言保留了更多古音，但今天的粵方言并非古代漢語的翻版。

　　中新社記者：中國語言學在發(fā)展過程中，受到了哪些外來影響？同西方相比，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有什么特點？

　　李恕豪：中國語言學史上受到兩次大規(guī)模的外來影響。第一次是隨佛教傳入而受到印度語言學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音韻學方面。有人認為反切和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有關，南朝文人提倡的聲律論可能和佛經的轉讀有關。唐代僧人守溫創(chuàng)立的三十字母和后來的三十六字母，以及宋代的等韻圖則的確是佛教文化影響的結果。

　　中國古代語言學吸收外來的研究方法是有選擇的。除音韻研究外，古代印度的語法研究也很有成就，公元前四世紀波尼尼著有《梵語語法》一書。唐代玄奘法師在《大唐西域記》第二卷《健馱邏國》中對這位偉大的語言學家就有所記載(書中譯為“波你尼”)。但印度語法研究卻沒有對中國語言學產生任何影響。這是因為印度古代的梵語屬于印歐語系，從語法結構來講，屬于屈折語，漢語則屬于漢藏語系，是孤立語。

　　第二次大規(guī)模的外來影響來自歐洲，五四運動將之分為兩個階段。明朝末年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帶來西方科學技術之外，還有西方文字拼音，用羅馬字母分析漢字讀音，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著有《西字奇跡》，法國人金尼閣著有《西儒耳目資》。方以智的《通雅·切韻聲原》、楊選杞的《聲韻同然集》、劉獻廷的《新韻譜》都受到他們的影響。清末外交官馬建忠依據(jù)西方拉丁語法，創(chuàng)作了中國第一本語法學著作《馬氏文通》。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中成就最大的清代乾嘉學派，在方法上也間接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影響。

　　中新社記者：五四運動后，中國語言學有何變化？為什么中國語言學史的研究不能強行納入“歐洲模式”？

　　李恕豪：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給中國帶來了全面的、根本性的影響，語言學也概莫能外。隨著新語言學理論的引進，中國學者開始用新觀點方法研究漢語。這種影響一直持續(xù)到今天。

　　中國語言學的研究范圍也在五四運動后擴大。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一般只重視對古代書面語言的研究，而不重視當時各地活的語言，因此，傳統(tǒng)語言學往往成為經學附庸?，F(xiàn)代語言學則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且形成多種多樣的語言學分科。從今天的趨勢來看，語言學更多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形成了許多交叉性學科。

　　五四運動時有人提出摒棄漢字、全盤西化，而百年來世界對中國語言學的研究，也常常忽視中華民族的民族特點與歷史傳承。已故的劉惠君教授在為《中國古代語言學簡史》作序時寫道：“語言是有民族特點的。不同民族的語言學家必然會受到他們自己的語言的民族特點的制約，形成他們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從而形成不同的學派和不同的理論模式。西方中心論者認為歐洲的模式應該成為一切人的模式。這是一種傲慢與偏見。我們有的人也一切以歐洲模式自蔽，謂我國在五四以前的語言研究都是屬于‘語文學’范圍的，是‘前科學’的。歐洲有語文學(philology)和語言學(linguistics)的區(qū)分，這有他們的特定的學術源流。我們不辨章學術，不考鏡源流，把中國語言學的歷史強行納入歐洲模式，這是偏見，這是我國語言研究中的民族虛無主義?！?/p>

　　世界上不同語言都有各自鮮明的民族特征，都有自己的結構，且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文化也不同，其研究方法自然也應有所不同。從語言發(fā)展歷史和類型上說，中國漢語屬于漢藏語系，在語法形態(tài)結構上屬于孤立語，而歐洲大多數(shù)語言屬于印歐語系，是屈折語。怎么可以把適用于印歐語系屈折語的方法強行套用在漢藏語系的孤立語漢語上呢？不僅語法類型完全不同，中西在語音、詞匯、語義上也有很大差別，因此其研究方法也應當有所不同。

　　但同時我們應看到，每種語言都有其個性，也有一定共性。例如，任何語言都是人類用來交際和思維的、聲音和意義結合的符號系統(tǒng)，任何語言都包括語音、詞匯、語法、語義等方面。這種共性決定了不同語言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相互借鑒。

　　事實上，善于吸取外來優(yōu)點正是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的特點。當前中國語言學者應有選擇地學習借鑒國外語言學研究的方法成果，而不能把中國語言研究強行納入“歐美模式”。(完)

　　受訪者簡介：

　　　李恕豪教授，長期在四川師范大學從事漢語言文字學和中國語言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曾任四川師范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點負責人，四川省語言學會常務理事、成都市地名學會常務理事。著有《中國古代語言學簡史》《揚雄方言與方言地理學研究》等專著，主編和參與撰寫多部教材和著作，在各級刊物上發(fā)表學術論文二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