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家伊沛霞：重看宋徽宗

　　伊沛霞是美國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博士，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寫作了十幾本有關(guān)中國歷史的著作之后，她開始關(guān)注宋徽宗，一個充滿爭議的帝王，她遍讀史料，重新審視這個復(fù)雜的中國皇帝

　　本刊記者/古欣

　　想象一下宋徽宗時期的開封城。與開始就被規(guī)劃為都城的大唐長安不同，宋都開封由一座州郡治所發(fā)展而來，起初，它遠沒有長安城恢弘。開封城里沒有對稱分布的寬闊大街，也沒有整飭分明的功能規(guī)劃區(qū)，以及專門劃撥的集市場所。

　　有宋以來，開封的人口密度一直在增加。太祖定都開封前，開封的舊城墻每邊不足3公里，隨著越來越多的居民在城墻外建屋，每一邊的城郭被擴至7公里，白色的城墻高達12米，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分布21座城門。城門外，一條30米寬的護城河環(huán)拱。新城墻將開封府的規(guī)模擴大了3倍?；兆诘耐陼r代，護城河又被擴建至寬77米、深約5米。當時，開封府的居民已經(jīng)有一百二三十萬。

　　在開封府的正中央坐落著王朝的心臟——皇城所在，它從視覺上象征著王朝的政治中心。京杭大運河自西向東橫貫開封城，將其與揚州、杭州等南方重鎮(zhèn)相連，絲綢稻米被源源不斷地送往開封。每天清晨，豬倌驅(qū)趕著幾千只豬進入城門。這些糧食谷物，有些進入皇家糧倉，有些進入市場。販售同類商品的商鋪自發(fā)比鄰而居，有專門賣金銀的街巷，還有集勾欄、酒肆、客棧、茶館與妓院于一體的綜合娛樂區(qū)“瓦子”，馬行街的夜市燈火通明，以至于“蚊子與蒼蠅都會躲得遠遠的”。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博士，華盛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宋徽宗》一書中以細膩的工筆描繪徽宗童年和登基后的宋都開封，那里生機勃勃，市民生活空前發(fā)達，如果沒有北方游牧政權(quán)的威脅，似乎會一直繁榮下去。

　　尋找宋徽宗

　　伊沛霞在芝加哥大學讀本科，這所學校以濃厚的古典學傳統(tǒng)和對學生的高要求著稱。60年代末，伊沛霞大三，學校要求人文學科的學生從主要的東方語言選擇一門學習，伊沛霞覺得印度文明似乎太過于精神化，而大洋彼岸，中國正在發(fā)生“文革”，那是美國青年一代對社會主義試驗充滿好奇的年代，也是東亞研究在美國迅速發(fā)展的年代，伊沛霞選擇了漢語。

　　沒想到去教室上課第一天，老師竟然從古漢語開始講起，但伊沛霞還是覺得挺有意思。大四那一年，她又主動選了古漢語，就此，伊沛霞一腳踏入了中國古代歷史文明的研究領(lǐng)域。此后，伊沛霞讀研究生時轉(zhuǎn)入了漢學研究重鎮(zhèn)哥倫比亞大學，并于1975年拿到博士學位。但直到她博士畢業(yè)，她還沒有真正的去過中國，相反，她在有限的資料里遨游，試圖貼近古代中國的呼吸。

　　70年代中期，伊沛霞剛進入學界時曾讀過一套史景遷主編的系列中國人物傳記，那套書幫助她那一代人去了解當時尚屬神秘的中國，從那時起她就在心中種下寫一本中國人物傳記的念頭。

　　博士畢業(yè)后又過了幾年，1978年到1980年之間，伊沛霞終于有機會去中國旅游，伊沛霞對展現(xiàn)在眼前的一切感到吃驚而心醉：古老的文明正以逐漸開放的姿態(tài)從新的體制中煥發(fā)活力。而六年前的1972年，西方世界還只能通過受邀去北京拍攝紀錄片《中國》的意大利導(dǎo)演安東尼奧尼的眼睛觀察這個古老文明。

　　或許是受芝加哥社會學派傳統(tǒng)的浸潤的緣故，伊沛霞在學術(shù)生涯早期將自己定位為社會歷史學家，她希望自己的研究不僅僅著眼于中國歷史的重要的帝王或名儒，而能觸及更廣泛的精英階層，1978年，她以貴族家庭為單位展開的研究成果《早期中華帝國的貴族家庭：博陵崔氏個案研究》出版。這是她出版的第一本書，此后三十余年，她從漢唐轉(zhuǎn)向宋朝，話題從家族轉(zhuǎn)向婦女又轉(zhuǎn)向文化的視覺層面，為美國漢學奉獻了逾12本著作。

　　伊沛霞在傳統(tǒng)的論證性的學術(shù)敘述中引入了很多豐富多彩的細節(jié)，這使她的著作更加豐滿，吸引了學術(shù)界和校園之外的更廣泛的讀者。從執(zhí)教之初，她就致力于為更廣泛的讀者群體寫作，為此她很注重自己的表達效果。她最初的努力是在一門中國歷史課上，當她為學生編撰課程讀物時，她特意選取那些可以活躍課堂氣氛的文本。之后，她受邀為普羅大眾撰寫一本中國史，如今這本書已經(jīng)成為很多大學基礎(chǔ)課的通行教材。

　　寫完自己的第一本書后，伊沛霞發(fā)現(xiàn)宋朝歷史可以為挖掘古代貴族家族提供更深入的話題空間。由于活字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相較于唐朝，宋朝留存下來更豐富的史料，宋人熱愛以筆記體記錄當時的風土人情與奇聞軼事，有助于后人重建有關(guān)宋代家庭的歷史和普通人的生活場景。整個80到90年代，伊沛霞尤其著迷從宋朝時人記錄的第一手資料中追問人類學問題。重視時人的記錄也成為伊沛霞后來寫作《宋徽宗》時延續(xù)的一種治學態(tài)度。

　　在90年代以后，隨著圖像學在各個學科領(lǐng)域的崛起，伊沛霞對歷史研究中的視覺對象和視覺方法興趣日漸濃厚。伊沛霞認為，歷史不僅僅存在于言辭，城市的空間布局、禮儀的制式、建筑的樣式、書畫內(nèi)容以及風格，都承載了歷史的敘事。

　　有沒有可能找到一個對象，他參與藝術(shù)實踐、城市規(guī)劃、建筑營造，同時以個人的歷史嵌入更大的歷史進程中？起初，伊沛霞選中了南宋詩人劉克莊，這位詩人著述頗豐并在朝中擔任要職，卷入過南宋末年的政治風波。但隨著不斷閱讀收集資料，1998年左右，伊沛霞發(fā)現(xiàn)徽宗是一個更理想的研究對象，不僅因為他的政治實踐十分全面地與空間、建筑、景觀、雕塑、繪畫等視覺因素相結(jié)合，還因為他在其中展現(xiàn)了鮮明的個人取向。

　　文人皇帝？

　　有關(guān)徽宗的研究在國外漢學界已經(jīng)有一些成果，有漢學家重新研究徽宗時的權(quán)臣蔡京，還有學者專門研究徽宗的詩，但這樣一本全方位透視徽宗的書尚屬首次。伊沛霞廣泛博取徽宗手詔、大臣奏疏、史官記載與文人筆記，盡量做到不偏重任何一方的敘事。

　　伊沛霞閱讀過尚留存在世的宋徽宗所有的御筆手詔，這些公文寫作或是使用高度格式化用語，或是曲筆隱微，不著情緒，帝王的真實面孔在掩藏下模糊不清。如何撥云見日，尋找隱藏其間的真實人格，是伊沛霞寫作《宋徽宗》時定下的目標。

　　將帝王當作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書寫，中國傳統(tǒng)史書中并無這種寫法。在皇權(quán)高度集中的時代，帝王因為身份也被高度抽象化，他被視作上天的兒子，國祚的象征，唯獨很難的僅僅是他自己。帝王的言行很容易被解釋出政治意涵，一舉一動都可能牽動朝政社稷，為此史家下筆不得不審慎，《宋史》中對皇帝的敘述相當枯燥。和20世紀前中國史家普遍認為替皇帝寫傳記不合適的觀點相反，西方發(fā)達的君主傳記傳統(tǒng)，和宋同期的拜占庭哲學家Michael Psellus就曾寫過《十四位拜占庭統(tǒng)治者》。

　　或是受到這些傳記的啟發(fā)，伊沛霞希望自己也能從徽宗的眼睛看當時的世界，回到當時的歷史現(xiàn)場中，試圖理解徽宗所有的惹起后世是非評議的政治選擇，并藉此向讀者還原更為豐滿的徽宗形象。

　　所幸，徽宗是一位比較特殊的皇帝。如同他十分欣賞的南唐后主“李煜”，除了手詔、內(nèi)批以外，徽宗留下了大筆私人痕跡的作品，如詩詞、書法、繪畫，這使伊沛霞的工作變得更加有跡可循一些。

　　在涉及藝術(shù)、文化工程方面，徽宗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皇帝。即位之初，他就點名批評前朝宮殿在柱子上涂飾翠金羽毛的做法，嫌棄過于奢華而不夠效法自然，他按照自己的心意修建皇家園林，搜羅長臂猿、瑞鶴、麋鹿置于園中，將其裝點成自然而不失風雅的風格。

　　他是極其專業(yè)的藝術(shù)收藏家和贊助者，收集了包羅萬象的書畫、銘文拓片、古器，還命手下文官編制詳細的目錄，記錄古器的《博古圖》共有三十卷，每件古物均配有圖示?！缎蜁V》收錄了247位書法家的1220件作品，而《宣和畫譜》收錄的作品更有《宣和書譜》的五倍之多。

　　徽宗還是熱情的儀式主義者，他決心將禮儀恢復(fù)到更為崇古的形式，為此不僅親撰了十卷《冠禮》，命人鑄造儀式需要的禮器，還親自為典禮作曲。在他主持新修《政和五禮新儀》時，他興致勃勃地與大臣討論“國子監(jiān)的孔子塑像應(yīng)該描繪什么樣的服飾？是否應(yīng)當具體規(guī)定州縣官員在主持儀式時的著裝？不同的祭祀中應(yīng)使用何種祭器，為數(shù)多少？哪些神祗的牌位使用涂金的木頭，哪些使用朱漆木頭？”這些細致的問題。

　　徽宗以創(chuàng)立書法中獨特的瘦金體和高超的花鳥繪畫技法聞名，如今沈陽博物院展覽的《瑞鶴圖》是該館的鎮(zhèn)館寶之一。中國的帝王有悠久的詩書傳統(tǒng)，遠者不談，唐宗宋祖，不是愛好詩歌，就是喜歡書法，緣何徽宗的文人氣質(zhì)如此突出？學者陳威認為，“君主的詩不能自由選擇要表達的詩意與主題，他的帝王身份決定了他能說什么，以及怎么說出來?！标愅谔铺诘脑姼枥飵缀醵伎吹搅司鞯挠白?。而伊沛霞通過檢視徽宗的詩歌作品發(fā)現(xiàn)，徽宗的詩歌似乎卻看不到帝王的身影，徽宗的詩歌經(jīng)常表達“對身邊美景的欣賞，對生活的滿意，對廣博的宇宙力量的驚嘆”。如果遮蓋作者的身份去讀這些詩歌，讀者會很容易想象作者是一個文人或道士。

　　帝王身份讓徽宗比普通人更方便地征調(diào)人力物力去實現(xiàn)自己的文化理想。他親自設(shè)計宮廷畫家的培養(yǎng)方案，提高畫師和書法家的地位，讓他們獲得和普通文官一樣的品階，在全國范圍內(nèi)修建道觀推廣道家。從徽宗的角度看，這與王朝的政治目標并不矛盾，相反大興文化工程是彰顯君主威儀、展示國富民強的重要方式。然而正是他大興土木被后人詬病為“虛榮”、貪圖逸樂、好大喜功。

　　在伊沛霞看來，徽宗的花費不算過分。她拿文藝復(fù)興和近代早期的歐洲同徽宗朝比較，發(fā)現(xiàn)當時宮廷人均花費比徽宗家族高得多。執(zhí)掌佛羅倫薩知名的美第奇家族只有一百萬人口，占據(jù)的面積不比宋朝的一個州大多少，但卻修建了規(guī)模宏大的碧提宮。

　　胸懷大志

　　在著手研究徽宗之前，伊沛霞曾聽說過徽宗的固定形象。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徽宗總是道德訓(xùn)誡故事的負面主角，張居正編寫《帝鑒圖說》列出了古代皇帝的善舉與惡行，來教導(dǎo)年幼的萬歷皇帝以史為鑒。在收錄的三十六則惡行中，三則發(fā)生在宋朝，全部與徽宗有關(guān)?；蛟S因為其經(jīng)歷傳奇，徽宗也是各種演義小說里的?？?，在演義小說中，徽宗常常被塑造為荒淫無度、為了一己私欲大四搜刮民脂民膏的昏君，《水滸傳》就以徽宗朝后期方臘起義為背景。

　　“花石綱”(為裝點花園徽宗令太監(jiān)童貫為他四處搜羅奇花異石)，“六賊”(語出徽宗朝太學生陳東，指的是徽宗朝后期六個禍亂朝野的大臣和宦官)、乃至“夜會李師師”，經(jīng)過歷代史官和小說家的演繹，成為粘在徽宗身上的固定標簽。

　　剝除徽宗身上沉積的意識形態(tài)迷障，是伊沛霞寫作這本書的又一目標。伊沛霞尤其注重考辨不同來源材料的真?zhèn)危陂喿x宋朝筆記時，她會下意識地考慮，記錄者當時是否在場，他是從哪里獲得信源等問題。注重風趣的筆記小說可能會將很多歷史名人的故事進行修飾，比如傳言徽宗的誕辰被人為修改，她甄別后覺得不合邏輯，因而棄之不用。在她閱讀言官的奏疏時，她也會仔細考慮到言官所屬的派系和立場是否會導(dǎo)致他對所言陳之事有所夸大。

　　隨著更加細致的研究，伊沛霞發(fā)現(xiàn)后人站在回溯的視角，不公正地使徽宗承擔過多道德指責，甚至為了警世，捏造出莫須有的罪名扣在徽宗與他的大臣頭上。比如，盡管花石綱對宋朝經(jīng)濟造成實質(zhì)性傷害，但其費用與國防軍務(wù)開支相比不值一提，宋朝的經(jīng)濟崩潰的直接原因并非是花石綱的苛政猛稅，而是軍事失敗后金向宋再三索要巨額的賠款與歲幣。又如，世人皆以為蔡京是主張北宋與金聯(lián)盟，最終慘遭盟友反噬的罪魁禍首。而事實上當時蔡京已經(jīng)致仕，和金結(jié)盟滅遼，收復(fù)燕云十六州主要是童貫和接替蔡京的王黼主持。

　　伊沛霞認為徽宗并不是單純地沉迷于藝術(shù)與宗教，他雄心勃勃，期望通過自己的一系列建筑、文化工程，名留青史。這或許能解釋，徽宗為什么將自己主持編撰的醫(yī)學、禮儀、書譜和畫譜之前都冠以自己的年號。政和年間，徽宗詔書中首次“豐亨豫大”這個詞，這是徽宗提出的政治理想，“豐亨豫大”出自《周易》的《豐》《豫》二卦，它承載了一整套理想的治世結(jié)構(gòu)：圣人在上、大臣在下、最終至于天下之人和悅安樂的理想境界。

　　而后世卻以“君臣逸豫”來批評徽宗與大臣們好大喜功、貪圖安樂?；兆谔岢龅摹柏S亨豫大”的政治理想時，“豫大”的對象是百姓，而對應(yīng)的自己，是要做超越自己父皇和哥哥的圣君，只是美好的政治理想在施行時發(fā)生了變異。

　　在徽宗早期，他曾試圖通過廣納諫言、整頓黨爭來實現(xiàn)理想。登基之初，他召回了一系列之前被打壓的保守派官員，試圖斡旋保守派與改革派同朝共處，然而在他發(fā)現(xiàn)兩派之間的斗爭無法用政治協(xié)商與妥協(xié)解決時，徽宗不再有耐心，他在兩派中選擇了更有行動力的一方領(lǐng)袖——蔡京來執(zhí)掌朝廷。

　　大臣們向徽宗舉薦道教宗師，報告象征國泰民安的祥瑞消息。漸漸徽宗發(fā)現(xiàn)，如果不能通過整頓吏治來超越父兄，那么至少他可以通過制造祥瑞、大興土木、舉辦恢弘的皇家典禮來營造出太平盛世的氣象。當時地方迎合徽宗的心理，隔三差五就向徽宗上奏哪里又發(fā)現(xiàn)了“芝草”，哪里又出現(xiàn)了“麒麟”等種種祥瑞征兆，徽宗甚至命人制作了一套祥瑞圖冊，詳細描繪各種象征祥瑞的千奇百怪的景象。

　　這種野心在他修建明堂時達到頂峰。明堂是儒家等級最高的禮制建筑，《白虎通》記載：“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形者也?！被兆谥暗乃纬实鄱紱]修建過明堂，但仁宗和英宗朝都討論過這件事。史料中記載的最完整的明堂，一座是王莽宣告建立新朝修建，而另一座是武則天宣布自立為王后修建。自古以來，敢于修建明堂的君王，不是自詡明君，也是自信非凡的人。

　　對熟悉的建筑、文化工程領(lǐng)域，徽宗可以自信滿滿，但在處理他不熟悉的軍務(wù)時，徽宗卻明顯缺乏決策力。事實上，北宋軍事失敗和徽宗一生沒有走出京城，去邊疆前線實地了解軍情有關(guān)。與游牧政權(quán)中領(lǐng)袖帶兵打仗、親征沙場相比，已經(jīng)發(fā)展為更為文明而成熟政權(quán)的宋朝的君主承擔更多的禮儀和政治職能。徽宗登基以來，除了偶爾拜訪大臣，大多數(shù)時間他被要求待在宮中，假如他想出宮狩獵，則會收到大臣上書勸誡阻撓。

　　在伊沛霞看來，徽宗當然不是圣主明君，但也和那些因為殘暴或愚昧，或遭遇軍事政變而丟掉皇位的皇帝不同?；兆诔且幌盗信既皇录虾蟮慕Y(jié)果?？梢栽O(shè)想，假如契丹平定女真叛亂，女真就不會在滅契丹后又入侵宋朝，而徽宗很可能在皇帝的寶座上再坐十年。

　　或者，讓我們把如果的時間軸再推得更遠一點，如果在徽宗十八歲那年，他的皇兄沒有無嗣早逝，徽宗就根本不可能被推上皇帝的寶座，徽宗可能還是一個愛好文藝、宴飲、娛樂、各種節(jié)日的人。但是，也許他一生的軌跡，會更像他的姑父王詵，成為廣泛結(jié)識當時文化名流的著名的書畫收藏家， 一生全心致力于自己摯愛的藝術(shù)事業(yè)。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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