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顆熱愛中華文化的石頭

　　——對話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包華石

　　■本報記者 王一

　　很多人秉持一種所謂的“常識”：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價值觀，有本質(zhì)上的不同。

　　但著名漢學家、藝術(shù)史家包華石并不認同：某些標榜為“先進”的觀念，并非西方文化的專屬。細細追溯西方思潮火種的由來，會發(fā)現(xiàn)，啟蒙的種子里亦有中國的分量。

　　經(jīng)過多年中國藝術(shù)史和比較文化的研究，包華石跳出了中西文明對立的怪圈，也破除了歐洲中心主義對中國思想文化的誤讀：“我要做的就是從客觀的歷史出發(fā)，讓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國?！?/p>

　　清華園里最美好的時光，一般是5月前后，此時春意正盛，草木勃發(fā)。往年包華石到清華大學開始系列講座的時間，正是5月初。曾就讀于清華大學的東南大學藝術(shù)學院副院長盧文超回憶：“在這個時節(jié)的園子里，舉行這樣一場場思想的盛宴，真是一件美事?！?/p>

　　這也代表了很多清華學生的看法。除了烏泱泱席地而坐的聽眾，還有很多學生站在教室門外聽，這是包華石講座不變的場景。而今年，這場景延伸到了線上——他的線上讀書會十分火爆，提問者眾多。

　　包華石喜歡穿馬甲，頗有紳士風度。他的中文既清晰又流利，聽起來根本不覺得是一個美國人在講課。無論是對中國的還是西方的古代文獻，包華石都駕輕就熟、旁征博引，并做出獨立的判斷和解讀。他的講座不僅是思想的盛宴，也是視覺的大餐。他展示的豐富的圖畫和藝術(shù)品，讓原本有些抽象的理論和思想變得“栩栩如生”。

　　“包子曰”是包華石演講的開場白，他風趣地自稱“包子”，可見其對中國文化的喜愛。

　　從1987年開始，為紀念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約瑟夫·列文森，獎勵出版于美國的、在中國研究領(lǐng)域作出杰出貢獻的出版物，美國亞洲研究協(xié)會設立了“列文森獎”。列文森獎在國際漢學界擁有重要的地位，而包華石曾兩度獲得該獎項，這在漢學家中也算罕見。他的著作《古代中國的藝術(shù)與政治表達》研究漢代的文官制度與視覺藝術(shù)的互動關(guān)系；《紋樣與人物：古典中國的裝飾、社會與自我》探討了文官制度理論的來源，中國人如何從禮制發(fā)展到法制；剛剛出版的《西中有東：前工業(yè)化時代的中英政治與視覺》從中西對歷史的不同視角出發(fā)，挖掘了英國人對中國的文官制度理論的理解和反應。

　　通過這三本書，包華石試圖糾正一種陳舊的偏見——“東方與西方，歐洲與亞洲，兩者不能相聚”。他認為，各個文明原本就既是齊頭并進，又各有千秋的；它們之間并非“老死不相往來”，而是你追我趕和互有借鑒，“如果把不同于自己的其他文化都視為‘他者’，那就是心胸狹隘、畫地為牢了”。

　　清華大學教授劉東認為，包華石一直在“為中國人民聲辯”。劉東也接著解釋，他只是在保持平和的前提下，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盡量客觀地講句“公道話”，可這“公道話”講得如此鮮明執(zhí)著，便十分珍貴。

　　“作為美國漢學家，卻能跳出‘當局者迷’的怪圈，反思美國中國學的治學前提中存在的缺陷和問題，是很了不起的”，盧文超這樣評價他。

　　包華石則直言：我覺得在中國很舒服，喜歡這里的風土人情，美食和好酒，而且品中國茶是每天的享受。他喜愛中國文化，熱愛中國園林，正如他的名字一般：我是一顆深愛中華文化的石頭。

　　埋下了一顆關(guān)注中國的種子

　　解放周末：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

　　包華石：我出生在美國一個貧困家庭，家里沒有多少書，有的那幾本也都和基督教相關(guān)，其中有奧古斯丁以及托馬斯·阿奎納的文集。當時我覺得這兩個哲學家雖然很有智慧，思想深沉，但他們的道德系統(tǒng)有點絕對化了。他們認為，人人必定信仰某種教條，行為稍微不完善就算是犯罪了，大家都要一心一意地服從。

　　過了幾年，美國開始經(jīng)歷“中國熱”，到處都可以買到有關(guān)中國文化的書，包括哲學與詩詞的譯文。我15歲時就買了一本《莊子》的譯文，相比之下覺得他的思想非常開放，觀點也比較合理——沒有人能夠達到十分完善的境界，也沒有什么上帝可以判決人的行為是否完善，大家都需要用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從那之后，我對中國文化就一直都很有興趣。

　　解放周末：那時的“中國熱”給美國民眾的思想帶來了哪些影響？

　　包華石：自從19世紀以來，西方知識分子都鼓吹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讓我們獲得理性、和平的社會。但顯然，世界大戰(zhàn)讓大家意識到事實可能并不是這樣。隨著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熱”乃至“亞洲熱”的到來，西方的年輕人開始對東方的思想感興趣，特別是文學家、畫家、哲學家等的思想，有關(guān)亞洲思想與文化的書籍也變得流行起來，為我們理解這個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

　　解放周末：也是在那時，您決定選擇中國史研究作為終身職業(yè)？

　　包華石：那時的閱讀算是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顆關(guān)注中國歷史的種子。接著，上高中時，我的歷史老師勸我：“你雖然是平民區(qū)長大的，但一定要讀大學?！鄙狭舜髮W以后，他也鼓勵我以歷史學為專業(yè)。之后，我到芝加哥大學讀研究生，藝術(shù)史系的指導教授就問我要研究歐洲還是亞洲藝術(shù)史，我說亞洲。他又問，中國的還是日本的？我說中國的。然后他說，那你必須學習中文。所以研究生第一年我就開始學習中文了，學了之后覺得這種語言很有邏輯性，之后便開始了對中國藝術(shù)史的研究。

　　解放周末：您為什么自稱“包子”？

　　包華石：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老師講課時一個常要面對的挑戰(zhàn)是如何讓學生們放松。所以我自稱“包子”，同學們都覺得很有意思，也就更愿意參與課堂上的討論。使用這個稱呼的另一個用意是，我講課主要使用原始資料，幻燈片上都是古代的文獻原文，或是哲學家著作的摘錄，或是奏疏詔書的段落，也可能是圖畫?！鞍釉弧闭f明了我自己對這些文本的分析。

　　解放周末：中國文化在哪些方面影響過您？

　　包華石：如果說中國文化對我有什么影響，那恐怕太復雜，一時很難說清楚。我從中得到的可貴心得有不少，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美國經(jīng)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曾提到的。他說，中國人很可貴而且很有效的一個習慣是，拋棄教條而重視實際可用的政策。換句話說，自古以來很多中國的思想家、文學家都認為做事就應該實事求是。那是他40年來學習中國文化的心得，而我也非常同意。

　　解放周末：您覺得，中國古代的思想文化中有哪些觀念對當今世界仍有意義？

　　包華石：我總結(jié)了幾點。

　　首先是名實相符的道理。比如，把官位看作一種合同而不是個人特權(quán)，職能是臨時的，要看官員能否履行義務。古時所謂的“天命”是同樣的道理。“天命”是臨時的，君王施行仁政，就有了施政權(quán)力。這些基本觀念與歐洲傳統(tǒng)的世襲特權(quán)十分不同。

　　上述道理更深層的前提是，權(quán)力要依賴于事實。假如官員的行為超越了管轄權(quán)的話，就會被視為“瀆職”而遭到免職。怎么判斷他超越了管轄權(quán)呢？實事求是。到現(xiàn)在為止，美國還有不少人不懂這個道理，施政權(quán)力被想象為一種特權(quán)，所以即使警察超越了他的管轄權(quán)，也不算犯罪。

　　其次，政治的標準是“得民心”——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所謂“民主”的基本道理都包含在這句話里。

　　最后是世俗的道德系統(tǒng)。既然沒有宇宙之外的“主宰”，所以我們?nèi)祟惐仨殦摻⒌赖孪到y(tǒng)的責任。宋代的思想家推知，政府的責任同樣也是促進生命，特別是人民的生命。那么，如果行政權(quán)力徇私，那一定會傷害老百姓的生存能力，而這是違背“天地之心”的。從這個道理出發(fā)，他們就得出了公與私的區(qū)別，“惟職當于事則知所以為民，職浮于事則徒知所以自為而已”。

　　唯一的辦法是促成更開明的視野

　　解放周末：您是美國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文化時，卻能跳出“當局者迷”的怪圈，這是怎么做到的？

　　包華石：我讀研究生時正值冷戰(zhàn)時期。當時漢學家的任務主要是將中國歷史上的先進發(fā)展貶低為孔孟文化的死板落后。我一直覺得這么做有點兒沒道理。

　　我芝加哥大學的導師也勸我們要用平衡的標準品評古人的成就，無論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譬如，當時研究歐洲美術(shù)史的學者都鼓吹法國畫家?guī)鞝栘愐源笠?guī)模的圖畫描繪勞動人民的辛苦勞動是偉大的事。那么，北宋畫家李唐的《灸艾圖》也該算是偉大的事，不是嗎？我讀了柳宗元的《封建論》后就問自己，伏爾泰批判歐洲封建制的時候，歐洲歷史學家是如何評價的？那我們該同樣地評價柳宗元對封建制的批判，絕不能雙重標準。歷史學家一旦接受了平等的標準，很多事情就清楚多了。

　　此外，不該將歷史上的變化(新現(xiàn)象、術(shù)語、社會實踐等)視為理所當然，或者說“我們中國人(或西方人)本來如此”。在歷史和文化的演變中，沒有什么是完全偶然性的變化。

　　譬如漢文帝的詔書寫道：“法害于人，是法為暴也?！睔W美的漢學家仿佛都沒有注意到這句話，但此言論實際上是革命性的。其一，詔書承認官方的號令有時不合法，不是絕對的。這個看法與當時歐洲各國的完全不同。在歐洲，君權(quán)神授，君主是不會犯錯的(中古中國也有類似情況)。其二，詔書確立了一個比皇帝還要高的標準，即凡是傷害人民的法律都是暴政。一個國家必須先建立這兩種原則，才能開始實行分權(quán)制衡。19世紀以前，歐洲國家沒有建立這種原則，也沒有實行分權(quán)制衡。我之所以能夠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我沒有將詔書的內(nèi)容視為理所當然。

　　解放周末：所以，正如劉東教授所說，您站在公正立場，為中國人民聲辯。

　　包華石：劉東教授的肯定讓我很高興，對我來說這是很有分量的一句話。不過，這不意味著“為中國人民聲辯”是我的主要目的，我的目的只是希望多多闡明人類歷史演變中的根本動態(tài)。我覺得，為了追求這一目的，最好的方法是比較歷史的研究。歷史上最發(fā)達的文明大概就是歐洲和中國了，所以不如就它們進行比較。然而，比較必須在同一個平臺上進行，不然研究的結(jié)果不會可靠。

　　遺憾的是，我發(fā)現(xiàn)很多的漢學家偏于使用雙重標準進行比較。這么做的目的大概是為了保證無論實際的歷史情況如何，西方始終都是最先進的、最優(yōu)秀的文明。這種情況類似于法官施行審判的時候，如果有的法官有種族歧視，那么對某些膚色的人來說就是不公平的。如果其他法官能冷靜地審查證據(jù)，從某種角度說，這是在聲辯，但其實他只是從公平的立場做出判決。

　　解放周末：相較于現(xiàn)實生活中所謂的“先見之明”，歷史研究者則往往是“后見之明”，即已知歷史的結(jié)局，再向前推斷歷史進程。您認為應該如何擺脫當代視角造成的歷史誤讀？

　　包華石：我自己的“誤讀”也有不少，我當然不能只批評前輩的成就。

　　每一代學者都需要重新思考流傳至今的宏大敘事。如果敘事內(nèi)在的邏輯傾向于說明為何一方比另一方優(yōu)秀，或者某一方的偉大，那我們都應該加以懷疑，這是一點。第二點，不該從現(xiàn)在的立場回看古代。比如，倘若要品評宋代的新發(fā)展，我們的立場應該是宋代以前的時代，不要以當代標準評估古人的價值。第三點，要注意人類在歷史上未曾有任何十分完善的制度。冷戰(zhàn)時期漢學家往往認為，如果古代中國的制度不完美，那它就一點價值都沒有，當然這是有意為之。同時代研究歐洲的歷史學家就不會接受那么嚴格的標準，相反，對他們來講，任何細微的進步都算是偉大的成就。這又是雙重標準的問題。

　　解放周末：有學者認為，中國與西方在各方面都存在很多認知差異，因為這是兩種基本上為異質(zhì)的文明。是否只有將不同的文明進行“通分”，找到統(tǒng)一的歷史標尺，才能尋覓到歷史發(fā)展的主要方向？

　　包華石：雖然現(xiàn)在的漢學家比以往客觀得多，但到現(xiàn)在為止，有一些海外漢學家還是會歪曲中國歷史的材料來鼓吹西方偉大。

　　關(guān)于“認知差異”的問題，我一直都強調(diào)，一般來說，所謂的“西方”特征可以在中國歷史中找得到，而所謂的“中國”特征也可以在西方文明中找得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至少四百年來中西的文化交流越來越繁復。雖然回顧歷史也可以看得出一些認知差異，但這些差異不是本質(zhì)性的，只是文化資源以及一些歷史上的趨勢或習慣。原則上，文化資源都是可以交換、可以學習、可以運用的，只不過一直到現(xiàn)在，有些趨勢還有遺留。

　　現(xiàn)在，隨著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愈發(fā)重要，中國又開始不知不覺地威脅到了歐美統(tǒng)治者的自我價值感。但民族主義無法回應民族主義，唯一的辦法是促成更開明的視野，鼓勵講道理的知識分子共同地破解人類所面對的挑戰(zhàn)。

　　文化交流應是歷史演變中的常態(tài)

　　解放周末：您是從藝術(shù)史進入中國政治、思想研究的。藝術(shù)史的學術(shù)背景，為您的歷史研究提供了怎樣的幫助？

　　包華石：藝術(shù)品本身是原始資料。為了創(chuàng)造藝術(shù)品，有人會承受很大的經(jīng)濟壓力，也有人要付出很多時間、思考和勞力。所以，文物的存在不可能是偶然的。據(jù)此，我們可以以任何文物為出發(fā)點進入社會歷史的研究。為什么當時有人愿意承受那么大的負擔？對他有什么好處？從藝術(shù)品本身的制造和造型來看，我們能否推知他有怎樣的預期？

　　我舉個例子。在宋代的詩詞里，麻雀常常被視為老百姓的喻體。在不少宋代的圖畫中，我們也看到遭受冬寒的麻雀，其中有的麻雀很明顯地正在啁啾，那是說明老百姓正在抱怨或抗議。宋朝的登聞鼓院是民意反饋的正常渠道，而宋代的圖畫驗證了民意反饋的存在，告訴我們當時老百姓的生活狀態(tài)是一項公共議題，可以在詩詞里或者藝術(shù)中表達出來。在當時或者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這樣的做法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沒有人會通過這種方式來反饋民意，這就與歷史事實掛鉤了。

　　解放周末：在您的著作或演講中，您使用了大量視覺材料，如歐洲肖像畫、版畫、印刷小冊子和中國園林、山水畫、石刻、扇面等。某一時代視覺藝術(shù)的普遍特征如何體現(xiàn)當時的社會認知？

　　包華石：古今中外，文學題材的發(fā)展通常比視覺藝術(shù)要快。杜甫早就用詩歌表露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殘忍場面。到了宋朝，我們才能看到有關(guān)的繪畫題材。其原因是，抽象的政治概念一般需要先成為普及化的議題才會表現(xiàn)為圖畫。因此，圖畫可以證明某種議題或者政治概念，到了什么時候才開始普及化。

　　譬如，以英國為例，大家歷來會將財富和身份融合在一起，并將身份與施政權(quán)融合在一起。貴族是有錢人，也是身份高的人，所以也是最具有資格施政的人。如果當時的畫家需要表現(xiàn)某人有施政權(quán)，他只要描繪出他的高貴面貌就行了。歐洲各國也都是如此。所以，在19世紀以前，貴族肖像畫是最常見的一種繪畫題材。

　　不過，一些中國思想家(墨子、管子、韓非子等人)很早就意識到施政權(quán)與財富或身份毫無關(guān)系。在中國的文官制度理論中，施政權(quán)處于官職的職能中，與官吏的財富或身份無關(guān)。雖然中古中國施政權(quán)是與高貴身份混合在一起的(這種想法可以在敦煌的壁畫上得到驗證)，但是到了宋代，我們在圖畫上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連皇帝的肖像畫也一點都不富麗堂皇。從神宗皇帝的肖像畫中，我們能看他的服裝是單色的，沒什么織錦紋飾；他所謂的“寶座”是普通木制的、沒有雕刻的椅子；他沒有戴王冠，而是戴了官帽。我們在宋代奏章中發(fā)現(xiàn)，任官的權(quán)力不來自皇帝而是來自天下。同樣，描繪“丙吉問?！钡乃未鷪D畫將丞相丙吉的服裝、姿勢、舉止等描繪得非常普通，與一般百姓無異。如果宋人缺乏理解“職能”這一抽象概念的認知力，這些藝術(shù)品根本不可能存在。相應地，在英國歷史上，只有到了18世紀，畫家才開始將施政權(quán)與身份區(qū)分清楚。

　　因此，我相信藝術(shù)的制造過程、造型以及內(nèi)容都不是偶然的。藝術(shù)品是與一定的生產(chǎn)方式、經(jīng)濟制度和社會實踐分不開的。

　　解放周末：不僅藝術(shù)品可以表達思想，建筑、園林也是一種觀念表達。以宋代園林為例，您覺得它體現(xiàn)了哪些自然觀念？

　　包華石：園林與自然之間是緊密關(guān)聯(lián)的。

　　古今中外，以宇宙觀來說，只有兩種可能性，即一元論和二元論。后者的第二個“元”一般指上帝，因此，二元論的設想是宇宙之外還有上帝。而在中國，莊子早就說過，即使有上帝，我們無法與之溝通，那不就等于沒有上帝一樣嗎？所以，中國哲學家一直都以一元論作為宇宙觀念的基本前提。在一元論的宇宙中，沒什么上帝，也沒什么絕對真實的觀點，每個人的觀點都是有價值的。白居易可以說是自然園林的開辟者之一，他寫得非常清楚(引用《左傳》)：“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薄靶摹憋@然是“看法”的意思。中國的園林體現(xiàn)的是人類的自然狀態(tài)。

　　解放周末：您希望更多西方人知道中國園林、中華文化的狀態(tài)。

　　包華石：我認為沒有什么永恒不變的東方或西方文化的特質(zhì)。雖然中國與歐洲的傳統(tǒng)原來有些差異，但不是本質(zhì)性的。要強調(diào)的是，在歷史的演變當中，文化交流應該是常態(tài)。

　　比如，中國的園林不是幾何性的，所以它就是不規(guī)則的；而不規(guī)則的園林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景色和視野。在歐洲，貴族統(tǒng)治開始瓦解以后，不規(guī)則的園林設計也逐漸取代了幾何性的構(gòu)造。18世紀，英國人逐漸掌握了平等的原則，最后他們形成的平等主義運用了不少中國來的觀念和術(shù)語。當然，中國人同時也向歐洲人學習了很多科學方面的知識。

　　包華石

　　漢學家、藝術(shù)史家，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藝術(shù)與文化教授、前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專攻中國藝術(shù)史和比較文化研究。著有《古代中國的藝術(shù)與政治表達》(獲1993年列文森獎)，《紋樣與人物：古典中國的裝飾、社會與自我》(獲2008年列文森獎)，《西中有東：前工業(yè)化時代的中英政治與視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