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繪畫史上向來有文人畫、匠人畫的雅俗之分。明末董其昌的南北宗論即是該評判標準的理論支持。這一理論將設色、相對寫實的院派畫家劃為北宗,而把以水墨渲染為主、在野的文人畫家劃為南宗。在此理論體系引導的評判標準中,有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之稱的唐寅常被劃為北宗院派畫家。這也導致了后代一些評論家不能正確認識唐寅畫的真正價值。
其所以出現(xiàn)這種被誤讀的情況是因為唐寅的師承關(guān)系——其師為明代著名院派畫家周臣,以及其畫作中表現(xiàn)出明顯的院派風格。而從歷史記載看,唐寅博學多才,其詩文造詣甚深,與祝枝山、文征明、徐楨卿并稱吳中四才子。如此一位文人雅士,何以選擇正統(tǒng)的院派畫法,這似乎令人十分費解。事實上,這與畫家本人的生平有著重要的關(guān)聯(lián)。唐寅出生于明成化年間,蘇州吳縣人,自幼聰慧穎悟,少時曾發(fā)憤攻讀,青年時中應天府解元。曾躊躇滿志地寫下“名不顯時心不朽,再挑燈花看文章”的詩句,可見其時的抱負和積極入世的人生觀。不料,天有不測風云,二十五歲時遭受了父、母、妻、子相繼而歿的沉重打擊。隨后而來的科場舞弊一案,將其理想擊得粉碎,連身家性命都差點喪失。出獄后被貶為浙吏。唐寅以此為恥,未就。在遭受人生最大不幸且又功名無望的巨大變故中,唐寅身心受到極大創(chuàng)傷,此后潛心書畫,形跡放縱,性情狂放不羈。
如此的經(jīng)歷和心境,似乎正與院派畫有著精神上的某種聯(lián)系。院派山水畫秉承著南宗山水畫傳統(tǒng),南宋院畫是在半壁江山失落,朝廷偏安時所為,畫中表現(xiàn)著一種憤怒反叛的精神。此外,畫中北方的崇山峻嶺、剛硬的線條,也正與唐寅受挫后個性強烈的精神氣質(zhì)相吻合。因而唐寅借院畫的形式以表達個人情緒便不難理解。在其山水畫作中,多見方形為主的山石構(gòu)圖,加上大斧劈皴的方形筆觸,畫面險峻深遠、氣魄雄偉、跌宕起伏。
雖選擇院派畫路線,但畫家本身的文人氣息仍無時無刻不逸出畫外,畫中充滿著文人的審美情趣。在唐寅數(shù)量最多成就最高的山水畫中,無不體現(xiàn)著院派畫與文人畫相融合的特征。試以其名作《東籬賞菊圖軸》為例,來解讀唐寅山水畫。
此畫為立軸,紙本,設色,縱134厘米,橫62.6厘米,此圖以晉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意入畫,畫境幽深曠遠。畫中近處山石峻峭,溪水泛波,兩高士坐于石上賞菊言談,樂在其中,一童正澆灌菊花,另有數(shù)童側(cè)立在旁準備茶炊。中景為高大虬曲的勁松,松下有茅亭石凳。遠處層巒高聳,給人以“悠然見南山”之感,此境令人心弛神往。整幅畫布局穩(wěn)妥,遠山、勁松、茅亭、溪流、山石等景物穿插有序,密而不窒,雜而不亂,極富韻律和文人畫秀潤空靈的美感。
在畫的左上側(cè)有唐寅題詩:“滿地風霜菊綻金,醉來還弄不弦琴。南山多少悠然趣,千載無人會此心。”署款“唐寅”。鈐“唐伯虎”朱文方印、“南京解元”長方朱文印。畫中題詩格調(diào)高雅,后二句更是令后代文人雅士所傾倒的佳句,也是畫家與陶淵明隔著數(shù)百年歷史的對答。唐寅在繪畫中以詩文烘托畫的意境,點出主題,充實了畫面的內(nèi)涵思想,這豈是匠人畫所能達到的情趣?(沈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