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向世界宣傳推介我國優(yōu)秀文化藝術，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理解?！蓖ㄟ^文化傳播“講好中國故事、展示中國魅力”，被作為“樹立當代中國良好形象、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戰(zhàn)略任務”。

　　當前，自覺譯介中國文學作品，推動更多優(yōu)秀文藝作品走出去，傳播中國精神、中國價值，成為越來越多文藝工作者的自覺。在這其中，如何跨越翻譯活動中的文化和語言障礙，如何探尋文化譯介的有效方式，成為文藝界和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

　　11月25日至28日，來自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知名翻譯家、作家、出版商和學術大家共聚一堂，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舉辦的“跨越邊界：第一屆作家、翻譯家、評論家高峰論壇”中各抒己見，為中國文化的對外推介出謀劃策，從不同側面共同探討文化譯介的有效機制。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文化文本譯介推動文化“走出去”

　　資深翻譯家、第一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燕漢聲指出，一個國家出版物中翻譯作品的比重(包括譯進和譯出)反映這個國家接受外國文化影響和對外文化影響的程度。如果譯進的比重過大，說明本國文化脆弱，無力開展正常的文化交流。中國翻譯歷史上長期存在譯進作品數(shù)量遠超譯出數(shù)量的現(xiàn)象，這說明中國還未能成為世界上的文化大國，其文化影響力亟待提高。

　　正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與會專家的發(fā)言從各個角度表明，成功的文學譯介，特別是對于蘊含中國文化智慧結晶的典籍的譯介可以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使目的語文化的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漸漸養(yǎng)成對中國優(yōu)秀文化的興趣與鑒賞力，達到提升中國國家形象與文化辨識度的效果。

　　探索“大翻譯”模式：跨越符號的邊界

　　如何成功高效地譯介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典籍近年來一直是學界的關注的焦點之一。翻譯研究者從各自的視角出發(fā)，提出了許多典籍譯介的策略。在本次論壇上，羅選民教授提出了“大翻譯”的概念，指出“大翻譯”指通觀之下的語符翻譯 ，其對象是中國典籍，闡釋、翻譯和文化意象建構是這一活動的目的。通觀意味著翻譯活動不是聚焦的，而是散點的；語符意味關注的翻譯不僅僅是語言的，而且是符號的，更準確的說是兩者的混合體。它的視覺效果是馬賽克似的，非遠看而不能窺其全景。他倡導通過“大翻譯”模式使文化典籍得到多重闡釋，覆蓋目的語文化的各類讀者，并有可能最終融入目的語文化，成為異域的文化經(jīng)典。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中國語言文學系蕭麗玲教授也以《西廂記》中“鶯鶯聽琴”一節(jié)中的插畫為例，解釋了基于視覺與空間維度的符號是如何對基于聽覺與時間維度的音樂進行“翻譯”的，分析了符際翻譯的方式對意義傳遞的重要影響。蕭麗玲的研究雖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翻譯，但屬于廣義的翻譯活動——即以一種符號系統(tǒng)表達由另一種符號系統(tǒng)所創(chuàng)造的意義，她所提出的例證恰恰呼應了“大翻譯”的模式。

　　美國著名作家、美國圖書獎、美國作家協(xié)會詩歌獎獲得者梁志英教授在會議中的介紹同樣也呼應的“大翻譯”的關切，以個人詩配畫多媒體詩作MothSutra的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為例，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為“大翻譯”模式的實踐提供了可資參考的范例。

　　探索合作翻譯的翻譯模式：跨越國界的邊界

　　本次論壇邀請到燕漢聲、黃友義等多年從事翻譯實踐的著名翻譯家。他們根據(jù)自己的工作經(jīng)驗，提出了合作翻譯這一實用高效的典籍翻譯模式。燕漢聲根據(jù)自己在《中國文學》和國家外文局幾十年的中譯外工作經(jīng)歷，指出“中外合作翻譯是個好形式，曾造就了一些著名譯者和譯作”。

　　中國翻譯協(xié)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翻譯研究院副院長黃友義也指出，在外文局通行的翻譯模式之一就是由國內和國外譯者配合的合作翻譯模式。他介紹了中國四大古典名著的翻譯中由中外譯家合作的翻譯模式，指出在中國典籍翻譯中最佳組合就是中外翻譯家組成的翻譯團隊。這種組合可以最大程度的發(fā)揮中外專家的語言與文化特長，使他們在翻譯過程中密切合作與磋商，為優(yōu)秀譯文的產(chǎn)生做出貢獻。國內以外文社為代表的出版社近年來已經(jīng)開始嘗試邀請在美華人知識分子參與到中國文學文化文本的譯介之中，這是一個有益的嘗試。然而，因為目前境外熟悉中國文化與文字的合格文學譯者尚為數(shù)不多，所以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中譯外的工作還需要主要倚重中國譯者。因此，黃友義指出這種合作模式應該引起翻譯學界的關注，以便探索更加高效可行的跨越國界的合作翻譯模式。

　　黃友義的觀點引起了張敬玨教授的回應，她以為美國中文系學生教授《西游記》的親身經(jīng)驗為例，提出中譯外文學作品的評價標準問題。在她看來，譯介主導者，即譯者與出版者也應該關注譯本讀者、特別是作為專業(yè)讀者的評論家的意見，與其進行更密切的交流，以更好把握典籍譯介的特點與評價標準。

　　跨越身份的邊界：作者、譯者、出版者以及評論家的身份與合作模式

　　翻譯和創(chuàng)作一樣，都是與出版是互為依存的。沒有創(chuàng)作和翻譯，也就沒有文學作品的出版，反之亦然。黃友義指出作家、譯者、出版者與評論家是命運共同體，是天然的盟友，因為對方的存在而偉大。作家所具有的開闊的視野以及豐富的文學文化知識體現(xiàn)在其所創(chuàng)作的文本中，通過譯者的工作介紹給異域文化的讀者。而同時譯者的工作也需要原作作者的配合與幫助。

　　黃友義以與作家王蒙以及梁曉聲的合作為例，指出一些優(yōu)秀的作家會十分愿意配合譯者的工作，實際上成為了譯者的合作伙伴。作家積極參與到翻譯過程中的方式已經(jīng)突破了其職業(yè)身份的界限，卻為文學譯者的工作帶來了有益的影響。

　　此外，黃友義還指出評論家對于翻譯的評論對于促進譯文在目的語文化的推廣也有著重要意義。評論家的反饋不僅能促使出版商和譯者更加自覺的認識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與需要改進的地方，也同時提升譯作在目的語文化中的知名度與辨識度。兼有譯者、音樂人與出版人多重身份的Graham Earnshaw，跟與會者分享了自己翻譯并出版金庸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的經(jīng)歷，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作者、譯者與出版人的密切合作對于成功的文學文化譯介的重要意義。

　　跨越學科的邊界：以多學科視角探索文化文本譯介的實踐與理論

　　打造翻譯實踐與翻譯研究的新格局，要從世界性、全球化、超文本、跨學科的層面來思考翻譯問題。不僅要注重共時的政、經(jīng)、文、體的翻譯，還要注重歷時的典籍、歷史文獻的翻譯研究；要從地緣性角度來挖掘翻譯資源，通過共時和歷時的翻譯研究來形成中國翻譯的集體文化記憶。多位與會專家都認為，翻譯研究要更加多元化，從人類學、民俗學、宗教學、心理學、神話學等多學科的角度來認識譯介行為的本質與規(guī)律。羅選民教授特別提到探尋大數(shù)據(jù)技術對譯介實踐的潛在意義。

　　他認為，大數(shù)據(jù)技術在翻譯實踐中的應用不僅對我們的翻譯教育和翻譯研究會產(chǎn)生重要影響，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文學文化譯介的過程，隨時掌握譯文傳播效果、從而更有針對性地構建高效的譯介機制和客觀的評價機制，使中國文化不僅能夠走出去，而且能夠駛入快車道。他同時強調，在數(shù)字時代，人類社會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石仍然是人文主義思想，翻譯技術本質上應該是數(shù)字人文主義關照下翻譯人文和技術的融合。以大數(shù)據(jù)技術為代表的翻譯技術應該為以全面推廣傳播中國優(yōu)秀文化為目的的“大格局”的翻譯而服務。

　　“性相近、習相遠”：文化自覺指導中國文化譯介活動

　　著名作家韓少功在提交的會議發(fā)言稿里指出，“性相近、習相遠”這句古語指明了“同”和“異”的交織，或說“相近”和“相遠”的兩重性，由于人性之相近與文化習俗之相異所帶來的文學上的可譯和不可譯對于文化交流既構成了永恒的動力，也構成了永恒的障礙。在文化文本的譯介過程中，既要因為“性相近”而自覺捕捉人性中共通的情感，也要因為“習相遠”而自覺跨越文化的藩籬。

　　對于人性之相近，來自丹麥的Johs., N. Frandesen教授以安徒生童話在世界的譯介和傳播為例所做的分析堪稱最佳佐證。他指出，使安徒生童話故事獲得世界聲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作品中包含的幻想與情感。人類所共有的想象力和對真善美的渴求使安徒生的故事贏得各國讀者的共鳴，也將各國讀者聯(lián)系在一起。

　　文化的復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本質要求。我國綜合實力的增強，為我們進一步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次論壇的過程中，“大翻譯”、“大格局”的譯介意識已經(jīng)在與會者中悄然形成：在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在文化文本的譯介過程中，必須讓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相輔相成，在正視自我的基礎上，以“聽得到、聽得懂”的方式向世界講述中國文化和中國故事，不斷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不斷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李文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