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荒田
一
2005年春日，臨海的舊金山日落區(qū)，籠罩著老生常談的大霧。我手捧著伍可娉女士剛剛送來的書稿《金山伯的女人》，靠窗而坐，迫不及待地讀起來，一共讀了好幾天，到最后一頁，長長吐了一口氣，真想借某位電視界名女人所著暢銷書的名字一用：“憑海臨風”，欣然宣告：“終于有了！”“有了” 什么？有了一本記述臺山僑鄉(xiāng)婦女命運的長篇小說。我，還有眾多關注文學和華僑史的鄉(xiāng)親，盼了好多年，盼的就是這樣一本書。
作者伍可娉和我，都是廣東臺山市人。這個號稱“中國第一僑鄉(xiāng)”的縣份（80年代改為市），海外人口略多于在本土。在我和伍可娉現(xiàn)在所居住的舊金山，上世紀50年代以前，臺山方言居然就是中國話的代名詞，占華人人口大多數的臺山人，夜郎自大到這個田地：和陌生同胞交談，如果對方所說的是他聽不懂的“省話”或“藍青官話”，他便暗里罵一句：“唐人不講唐話，什么玩藝？”珠江三角洲一個人口不足百萬的縣份，如此牛氣烘烘，所倚仗的就是出洋的人多。土生土長的臺山人如我，從小會唱“金山客，掉轉船頭百算百”的兒歌，見慣僑批局穿村過巷送僑匯的自行車和綠挎包。巷子里任何一戶人家，都有若干條或親或疏的“僑路”。牛背上的野孩子，對暹羅（泰國）、南洋、“花旗”（美國）、“紅毛”（英國）、舊金山、新金山（澳洲）等名字耳熟能詳；大字不識的老嫗，鄉(xiāng)音里夾著英語單詞，什么stamp(郵票)、Fun（玩樂）、All（全部）。
臺山方言中，出洋謀生叫“出路”。從清代的“賣豬仔”到上世紀中葉，“去出路”的，絕大多數是男人。他們飄洋過海，一輩子能回鄉(xiāng)兩三次（一次稱一“派”），算得風光無限。第一“派”，娶妻建房；第二 “派”，兒子成親；如果有第三“派”，那就是落葉歸根。長亭送別的明眸皓齒，再見時變?yōu)辁Q發(fā)雞皮。截至改革開放以前，在臺山境內，因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無法和身在海外的丈夫團聚的婦女，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特殊階層。由于有或多或少的僑匯接濟（鄉(xiāng)間稱為“撕信角”），她們在經濟上優(yōu)于普通人，這是身為“金山婆”唯一的優(yōu)越感。同時，她們長久地和配偶分離，“守生寡”的苦楚，一言難盡，也難以向外人道。極短暫的團聚，與生命等長的分離，空閨中的期盼，空床上的煎熬�！督鹕讲呐恕烽_明宗義的《木魚調》有兩句：“摸下床中又無兒和女，摸下床邊又不見郎”，拙直淺白地點破女人畢生的致命之痛。
伍可娉和我的故鄉(xiāng)，遍布著臉孔性情各異而遭際類似的“金山婆”。伍可娉的伯母，我的外婆，就是這樣的女人。我在海外為文這么多年，也常常渴望將這樣的人物形諸筆下，可是總感筆力不逮。去年去世的同鄉(xiāng)詩人老南，90年代以《梅菊姐》標出一生寫作生涯的高峰，這一長篇敘事詩，抒寫的是僑鄉(xiāng)婦女的堅貞愛情。此外，家鄉(xiāng)迄今未有全方位地敘述僑鄉(xiāng)女性歷史宿命的長篇小說問世，教我不能不長抱遺憾。當然，我孤懸海外，閱讀視野甚窄，如果這一空白已被國內作者所填補，那就更好了。
二
在發(fā)現(xiàn)類似的作品之前，我仍可理直氣壯地把《金山伯的女人》稱為填補“百年空白”的作品。關于這一長逾30萬言的說部的成就，它在家鄉(xiāng)華僑史、風俗史、文學史，乃至女性心靈史上的地位，以及它的欠缺，有待專家在深入研究后作出闡述，我作為作者的同鄉(xiāng)和學弟，僅能寫出閱讀的粗疏印象。
我以為，這本具開拓意義和歷史價值的巨制，有三方面的特色：
一是真實地描劃僑鄉(xiāng)婦女感情與欲望世界。顧名思義，金山伯的女人，主軸自然是男女關系，在這一框架下，僑鄉(xiāng)獨特的愛情與婚姻，旁及婚外的情與欲，僑鄉(xiāng)女性的性期待，性幻想，乃至性饑渴，性變態(tài)，都在書中出現(xiàn)。不過，讀者別以為作者在效法美女作家，抄“身體寫作“的捷徑。區(qū)分性描寫是色情還是正當，并不困難，看是否為刻劃人物個性，展示主題所必須就行。對本書而言，如果不涉及性愛，那是不可思議的。只要看對主人公翠玉第二次洞房的心理描寫，她和傾心相愛的新丈夫相擁時，對性的渴求卻被對往昔所受性侵犯的慘痛記憶轉化為陰道痙攣，寫來扣人心弦，讀時不能不為備受蹂躪的弱者一掬同情之淚，我們就明白，只有劍及履及地描敘情與性的交錯，原始欲望的生滅起落，才能揭示人物最深層的行為動機，“性”是故事的有機組成。過去香港人譏笑低俗電影為了刺激票房而硬加黃色鏡頭，稱之為“撒鹽花”，可是，本書的這一類情節(jié)，都是嚴肅的、正派的，而況，作者在這方面，小心拿捏分寸，并沒有造成視覺污染。
我不但欣賞她下筆的坦率，敘述的火候，更嘆服她把握僑鄉(xiāng)女性心理的到位，曠婦的欲望與情緒變化，曲盡其幽微，卻沒有學院派解剖心理的呆板和冰冷。這種優(yōu)勢來自兩方面，一是她從幼年開始的生活積累。二是她從醫(yī)學院畢業(yè)后，擔任醫(yī)生多年。
二是展現(xiàn)僑鄉(xiāng)社會的立體全景。主要場景設在臺山的無名村，主人公是嫁給金山客陳年章的林翠玉，時間跨度從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40年代到改革開放的80年代。故事揭幕時，林翠玉是為舊金山華人洗衣店的小開守了13年空房的怨婦，到最后，林翠玉在舊金山，給早已成陌路的前夫送殯。她站在墓碑如林的寧陽墳場，心緒寧靜，人間的相思離愁，恩怨情仇都歸于塵土。這一段漫長歲月，中國社會至為動蕩，單是10年文革，就制造了無數悲劇。作者的得天獨厚處在于，她本身是移民，在舊金山生活了20多年，這一國內作者無從獲致的體驗，使她在得心應手地鋪陳出無名村的世俗人生之后，再從容地把鏡頭推到海外，將僑鄉(xiāng)婦女的命運曲線延伸到舊金山唐人街，使得“金山伯”的女人，跳出鄉(xiāng)村的小天地，和“金山伯”的生活道路合并起來，從而對僑鄉(xiāng)人的生命軌跡作出總體觀照。
三是集僑鄉(xiāng)風俗之大成。這本書里頭，一幅幅、一套套風俗畫，教我著迷，它們使我這個離鄉(xiāng)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臺山人，一次次地引回童年，帶到水塘掩映、綠竹搖曳的村莊。單舉翠玉嫁給金山客一節(jié)，從茶樓相親，文定，“擔餅”，到哭嫁，鬧洞房，“回門”，具體而微，繪聲繪影。這一系列俚俗風物，我小時候不是沒有領略過，但從來不曉得新娘上花轎前，要由善即景即興作詞的哭嫁專家主持，把喜事當喪事，唱個天昏地暗。還有，新娘上轎，要讓人背著，腳不能著地，頭上張傘，以擋“三煞”。本書里，僑鄉(xiāng)的人文景致，教人目不暇給：木魚花箋，鑼鼓八音，媒人婆上頭公、七夕乞巧，拜榕樹娘娘、公雞拜堂、女仔屋……
三
讀這一本厚重的長篇小說，我想起故鄉(xiāng)的春節(jié)：大轟大涌的鑼鼓、大紅的對聯(lián)、朱紅的揮春、艷紅的梅，明黃的臘梅。舉凡獅子隊、秧歌隊，花攤、飄色、鞭炮、煙花，無不以強烈的原色來烘托喜慶。廳堂里的年畫，不管透視原理也不理會均衡，顏色呢，只要奪目，不求層次。人也俗得可以，新年見面，劈頭一句“恭喜發(fā)財”。這樣的氛圍，簡言之，曰“俗艷”。俗的對立面的是雅，這本書可以“鄉(xiāng)土式俗艷”來笑容，它和資深寫手慘淡經營的命意、懸念、布局、矛盾沖突，恰成鮮明的對照。它拙直到近似村言鄉(xiāng)語，繁復到近似墟期市集，樸素，率真，不時因為抑制不住澎湃的感情，下筆如水銀瀉地。運用了大量未經提煉的方言土語，好些情節(jié)也未作匠心的剪裁。畢竟是第一次寫長篇的新手，駕馭龐然大物，未免力怯。
然而，我所偏愛的，正是這有“自然主義”嫌疑的原汁原味，它一似未經人力干預的原野，蕪雜，然而生機蓬勃，不事雕琢卻風韻天成。被暢銷書市場和作秀式作品弄壞了胃口的讀者，一似食家吃膩了“虎鳳燴三蛇”，轉而愛上咸蝦醬炒番薯葉一樣，返樸歸真之時，喜歡上這種貼近原生態(tài)的作品。
伍可娉和我同是臺山一中的校友，她考進中山醫(yī)學院的次年，我才提著母親（她是金山伯的獨生女，我的外祖父和可娉學姐的祖父一樣，都是坐俗稱“大眼雞”的木船到金山謀生的）交給我的小皮箱，怯生生地走進紗帽山下的著名學府。我在母校當不可一世、愚不可及的紅衛(wèi)兵時，她已經念完 6年醫(yī)學本科，在鄰縣擔任醫(yī)生。 1980年夏天我在舊金山當著水土不服的“新鄉(xiāng)里”，受鄉(xiāng)中至交，著名的“輪椅詩人”趙元瑜之托，走進唐人街一所破舊的公寓，看望他的姐姐和姐夫。那時并不曉得，他們就是可娉的雙親。認識可娉是在20多年以后，那時，她和當過多年外科醫(yī)生的丈夫，不但已將四個女兒撫養(yǎng)成人（他們的三女兒吳美珩，1992年在“全美華埠小姐選美會”中獲得冠軍，1996年在“國際華埠小姐選美會”又獲亞軍），經營花店有聲有色，而且以“小草 ”為筆名，在報章發(fā)表小說和散文。
這位出色的中國兒科醫(yī)生、成功的美國老板娘，在本該退休的年紀，一發(fā)不可收，寫出這樣一部叫人刮目相看的長篇，為著名僑鄉(xiāng)萬千有血有肉的“望夫石”立傳，為此，我對她致以熱烈的感謝和誠摯的敬意。
（2005年8月于美國舊金山）
注：《金山伯的女人》由美國強磊出版社出版，此文為該書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