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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都是回家路
鄭萬英/口述 林小宇/撰文
1940年，廣東潮州盛傳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各種暴行，其中最讓母親擔心的是，日本人挖中國孩子的眼睛做日本的“老篤”牌眼藥水。
當時我才11歲，母親領著我到有錢人家哀求借錢，然后托“水客”帶我到南洋，投奔早年出洋在外的幾位胞兄，以為這樣就可以逃避戰(zhàn)爭的劫難。
彭亨河上的小島
幾經(jīng)周折我來到了馬來亞彭亨的北干埠城鎮(zhèn)，當時的北干埠依河而建，鎮(zhèn)里只有一條大街和二三條橫街，城鎮(zhèn)的后面就是茂密的森林。來到南洋前，我在家鄉(xiāng)潮州上了幾個月的私塾，到了這里，便在當?shù)氐娜A文小學插班讀書。沒過多久，日本人占領了馬來亞，我寧愿輟學在家，也不讀教日文的學校。那時，我5個哥哥和大姐夫在城鎮(zhèn)里做一些小買賣，我輟學后，就在家里幫做點雜事，但我更喜愛到彭亨河上的沙洲去養(yǎng)豬種菜。
彭亨河是馬來亞最大的河流，我所在的沙洲小島約有8英畝大，位于彭亨河的中間，離大海有7—8公里的距離。這個不大的小島是大哥們從一位老華僑的手上盤來的，我們在小島上主要是種植蔬菜瓜果和飼養(yǎng)家禽家畜。
小島雖說是沙洲，但每年雨季到來的洪水，將彭亨河上游的泥土和樹葉等都沖到島上，使得土壤非常肥沃。我們菜園里很多果樹都是小鳥糞便里帶來的種子自然長成的，而且長得出奇的好。島上有一棵檸檬樹常年花果同堂，番石榴樹碩果累累，香蕉樹更是數(shù)不清的多。我們在這里種植的蔬菜、地瓜、木茨和水果，除一部分在市場售賣，另一部分拿來喂豬。由于土壤肥沃，氣候適宜，雨水充沛，稍加耕作，植物就近乎于“瘋長”。
在我們的工棚里，立著一口直徑約2米的大鐵鍋，每天不停地煮豬食。豬食的主要原料就是我們所種植的蔬菜的舊葉、西谷米的渣、地瓜的藤葉、木薯的邊角料，其他的飼料主要是來自從小榨油作坊買來的椰子渣，因為這些看是剩渣的東西，其實還留有豐富的植物蛋白，豬食用椰子渣后，生長得特別好。當時，小島上工作的人不多，大概也就3—5個人，但我們最多的時候卻養(yǎng)了180多只豬。
與白天不同，小島的夜晚就像是我的世界，我能在靜謐的小島上盡情地在書海里遨游，在星光燦爛的夜空里任思緒翱翔。小屋里的椰油燈非�；璋担由狭暳暣祦淼耐盹L，讓黃豆般大的燈火搖搖晃晃、忽明忽暗，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學習讀書的興致。就在這里我翻破了《潮州字典》和《潮州十五音》，還看了《岳飛傳》、《包公案》、《海青天》、《施公案》、《古文觀止》、《七俠五義》等等，每讀完一本書，我都會眺望窗外的星空，覺得自己又懂得了一些道理。
勤工儉學的日子
日本投降后，我走進學堂，在讀完中華小學后，因交不起上中學的學費，又輟學2個月。此時四哥站出來幫助我，他將錢塞了一把給我說，拿去到吉隆坡讀書吧。
到了吉隆坡，經(jīng)老師推薦我到尊孔中學插班讀初一。四哥給我的錢僅夠交學費，生活費沒有了著落。為了能讀書，我在潮州八邑會館附辦的培文小學找到一份為老師煮飯的工作，雖沒有工資可拿，但能在那吃三頓飯，并且有個棲身之處。當時我只有兩條西裝短褲和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衣，在終年炎熱、每天有雷陣雨的吉隆坡，身上的衣褲總是被汗水或雨水浸濕，無奈我只能在臨睡前將衣褲漂洗，第二天無論干濕都穿在身上。4個月后，我又因交不起學費，再次地輟學回到北干埠城鎮(zhèn)。
1947年，我再一次離開北干埠，孤身一人來到新加坡，在一個華人的商店里找到一份工作。2年后，我到了東南亞享有盛名的華僑中學讀書，做了初二的插班生。我非�？粗剡@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發(fā)奮讀書幾乎到了忘我的境地。當時的語文老師不僅是我的班主任，也是位學識淵博的博士，他對學生一向要求很高，在他18年的教學生涯中，他給學生的語文科最高是79分，而我卻在拿到了81分的好成績，這成為當時華僑中學老師們談論的話題。
那時，生活也很辛苦。我每天早晨5點起床，為老板干活，7點半去學校上課。中午放學，因?qū)W校離住所遠，趕不及回小店吃午飯，剛開始幾天，我用僅有的幾文錢買些便宜的食物充饑，后來班上的寄宿同學知道后，便共同接濟我午餐，這個“接濟活動”一直持續(xù)到我離開華僑中學。
每天放學回到老板的店鋪后，我還得忙店里的活，晚飯后要為店鋪記帳，開列第二天進貨單，還得為老板的孫子教華文。當所有工作做完后，我才能安靜地學習，直到深夜。那時我體質(zhì)很差，長期的勞作使我甚為瘦弱、疲乏，有時實在熬不住，便在課堂上熟睡，知道我身世的老師從未責怪我。
人生轉折的瞬間
1950年，新加坡的英國殖民當局扣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海玄輪，這讓當?shù)氐娜A僑華人十分氣憤，進行各種抗議和譴責，華僑中學的學生更是群情激昂，大家希望英國當局盡快歸還中國船只。但正當?shù)囊蟛粌H沒有采納，當局反而勒令我們學校停課。
當晚，我徹夜難眠，第二天不顧當局的“停課令”，來到了學校。此時校園里陸續(xù)來了很多同學，大伙一起到校長辦公室，責問校長為什么要執(zhí)行這個錯誤命令。校長難以回答，于是我向大聲疾呼，提出到大禮堂去開會。
到了大禮堂后，我快步走上講臺，面對臺下幾百名同學，不知哪來的勇氣，告訴同學們：我們要復課，我們要讀書……
從那天起，我真正結束了學校學習的生涯，離開了熱愛的南洋華僑中學，開始另一種生活。我這一生在不同的文化學校只讀了41個月的書，對一個熱愛讀書的人來講，這也許很可惜，但也就是在那天起，我開始成為了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人。
1952年，我與200多名新加坡“政治犯”以及400多名馬來西亞難僑一同乘坐祖國租用的“新偉健”輪船回國，到廣州我們受到了中國政府熱烈歡迎，人們用彩旗鮮花，鑼鼓鞭炮，舞獅舞龍夾道迎接我們，令我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
很久以后，那美麗的小島、雨后的街道、繁忙的商鋪、學校的鐘樓漸漸出現(xiàn)在我的夢里，醒來后，我還不停地回味它，一種回新加坡看看的渴望慢慢占據(jù)了我的心。1988年，我回到新加坡探親訪友，來到讓我熱血沸騰的母校、讓我終身難忘的禮堂講臺，心在劇烈的跳動，一種無法用語言描述的情感，讓我眼眶濕潤。
以后的日子，我又來去了兩趟新加坡，每次都受到熱情款待。當一切“熱鬧”過后，我乘飛機回到中國。在飛機上，我靜靜地望著下面的滔滔大海，心里問自己，哪條才是回家的路？
（來源：福建僑報。鄭萬英，男，現(xiàn)年76歲，離休前任職于福建省歸國華僑聯(lián)合會。）
20歲的鄭萬英
1992年鄭萬英第二次來到新加坡華僑中學，圖為他與夫人陳淑慧在學校鐘樓前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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